编剧“冷宫”中的挣扎
一部好的影视作品离不开一份好的剧本，而一份好的剧本亦离不开好的编剧。2010年12月4日，由陈凯歌执导的电影《赵氏孤儿》公映，但有谁会知道公映前4分钟，两位编剧还陷于“署名之争”。
编剧高璇和任宝茹参与剧本创作，出于种种原因二人选择中途退出，公映时的许多剧情延续了二人创作的剧本。但在片尾两人却以“前期剧本创作”的署名出现。二人在采访时表示：“‘前期剧本创作’这个生造的名称虽然看起来好像跟编剧差别不大，但我们觉得编剧的地位降低了。”而这只是编剧面临的众多不公遭遇中小小的一个，在中国，编剧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难复往昔辉煌
对于剧作家，许多人印象非常之深，脱口便是一个知名剧作家，中国的关汉卿、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莫里哀、俄罗斯的果戈里等一大堆世界名人。和剧作家有共通之处，都是用文字语言表述表演的内容，但二者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这是编剧的难言之隐。
但让人们说出几位较为出名的编剧，思考半天可能也答不出来。1905年，中国影院首次出现的中国本土电影《定军山》，标志着中国电影史的开端，但那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剧本。直到1913年郑正秋编写的电影脚本《难夫难妻》，中国编剧才崭露头角，但那时的还只是电影文学剧本的雏形——“电影本事”。即便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编剧在电影行业之中有着较高的地位。
在中国探索着前进的年代，编剧事业一度迎来恢复，地位还略高于演员。但在新时期市场经济浪潮之中，视觉文化蓬勃发展，重图像化的生活逐步将编剧推下“神坛”，而演员逐步走到灯光聚焦面前。新时期电影界的市场化，剧本命运的“决定者”编剧逐步没落，剧本商业化趋势越来越突出，编剧在影片生产过程中慢慢丧失主动权和话语权。
反观韩国编剧，贯穿在影视创作过程之中，所创剧本亦会得到极大的重视。韩国编剧在韩剧拍摄过程中拥有70%左右的决定权，工资待遇也可以同明星相提并论，或许这就是韩国编剧与中国编剧最大的不同。
纵观中国编剧产生至今，曾一度获得电影人的高度重视，但却不敌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中国编剧逐渐被边缘化。微信公众号@传媒独家就曾在文章《制片中眼中的编剧与编剧眼中的制片方》中指出编剧行业的一大怪状“韩国编剧地位高，美国编剧能炒导演，中国编剧的酬金还不如一线明星两三天的酬金。”
逆风生存方显光
近年来，提及中国的编剧就不得不提“背锅侠”， 编剧是什么？编剧是优秀影视作品幕后的功勋，是失败热门IP剧的责任承担者。而这一切的一切又要归咎于编剧行业面临的尴尬处境，亟待好的剧本好的编剧的出现。
在中国，编剧的来源一般为科班编剧和草根编剧两种。科班编剧顾名思义是从专业编剧培训班出道，接受过影视剧本编写的专业培训的编剧；而草根编剧则是主要由职业作家和有意从事编剧行业的在读大学生构成，没有接受培训的相关经验。非科班编剧之中最为出名的便是邹静之，作家转编剧被称为“中国第一编剧”，有着《铁齿铜牙纪晓岚》、《夜宴》等口碑之作，相比于科班编剧，非科班编剧有着更为丰富的生活经验积累。这些编剧能力不一，职业作家容易写出文学性较强的文章，但对影视技巧等较为生僻，而职业编剧剧本的文学性有待雕磨，在读大学生停留在积累经验的层面。
如果说能力不一是编剧们面临的一大障碍，那么改编则是编剧们的又一烫手山芋。一些耳熟能详的IP文如《盗墓笔记》、《斗罗大陆》、《鬼吹灯》等，本身是小说，但通过版权转让，出现许多改编作品。这些IP文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流量，加之改编形式多样，可以较为容易地实现流量变现，因此也就成了影视行业眼中的“香饽饽”。许多投资方或是导演购买热门IP文的版权后，转手交给编剧改编出剧本。但对于编剧而言，IP文改编是一个“烫手山芋”，资深编剧深谙“改好无功，改坏被骂”的后果，一般不会轻易接手。剧版《红高粱》的编剧赵冬苓就曾表示：“我并不想接这份工作，助手也一直劝我别做，改好了大家会说是莫言的小说好，改不好就会被骂改坏了。最后之所以接受是抹不开情面，因为和制片方是一个单位的。”而在许多改编IP剧的弹幕上，总会有那么一些原著粉将原著同剧本作比较，指出剧本的不完美之处。
改编剧本对编剧来说是无奈之举，同样无奈的还有剧本被改编。当编剧提供完自己的剧本之后，剧本的创作和编剧也就没有太大关联了，很多编剧没有改动时的知情权。一部影视作品拍摄下来，观众不会知道剧本发生多少次改动，许多编剧在映后可能才知道，这些情节不是自己创作的。有不少观众批评电视剧《楚汉传奇》的台词“跨时代”。为此，编剧之一的汪海林直接表示：“从今天起，网友骂哪一段，我就贴哪一段原来的剧本。冤有头债有主！”直接道出了编剧原创剧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改动。此外，编剧行业体系不健全也是编剧地位迟迟上升不去的原因之一。
编剧的创作，不论是前期创作还是后期的再创作，都存在着难处。让编剧更为难的是自身的许多权力无法得到相应的保障。不少编剧的署名会向“擦边球”一样一笔带过，只有那些全过程参与剧本创作的编剧才有可能会在编剧一栏上留下自己的姓名，这是编剧的署名权存在着争议。而编剧的报酬权也是没有保障的，《七月与安生》的编剧许伊萌在知乎上分享了她在电影学院面试时的问题“一年之内没办法因为做编剧获得任何经济收入，可不可以支持你现在就做？”正如许伊萌被问的经历相同，新手编剧只有出现成品后才会得到报酬，即便有也只是编剧公司提供的基础工资，而许多资深编剧也陷于薪酬追讨的境遇之中。在2019年-2020年中国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之中，76%的受访编剧对目前的收入表示不满意；而其中又有半数的受访编剧考虑未来会向制片人、导演等岗位发展。
在中国，编剧有着较为庞大的队伍，仍面临着许多挑战。编剧无论是自身权力的维护，还是剧本的创作上，都面临着许多苛刻的标准。但即便是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也有相当一部分编剧创作出优秀的剧本，这样的编剧“逆风生存更显光芒”。
不赖好剧本，何来优秀影视作品
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曾说过：“不好的剧本绝对拍不出来好的影片。”“一部电影的命运几乎要由剧本来决定。”在中国，“剧本，剧本，一剧之本”的说法也口口相传，但在现实中对剧本的重视却像一张空头支票一样迟迟无法兑现，90年代至今都是如此。正是因为此，编剧才成为了“人人都惧怕”的职业。
在编剧“地位堪忧”的情况下也不乏一些编剧成功地靠成功的剧本和成片进入大众眼中。一般情况下，影视作品带火的往往是演员，而网剧《庆余年》带火的则是编剧。2019年网剧《庆余年》上映，许多网友在观看完第一集之后就赫然入坑，对编剧更是赞不绝口，在微博上还专门有话题“最好的售后编剧王倦”为王倦“打call”。在王倦的改编之下，《庆余年》里的每个角色都从纸上跃然而出。网友直呼王倦塑造的人物“可爱死了”，而他本人也表示：“我很喜欢原著小说，希望尽量把人性光辉的一面在剧里表现出来。”
给足原著充分的尊重，是王倦改编《庆余年》最大的特点，他本人也是原著粉，直言“这部剧的改编只秉承一个观点，跟着原著的主线走，主线方面基本不会改动。”同时对于剧中现代词语的运用，王倦表示“我没有特意为哪种受众去做剧，我希望各个年龄的观众都能接受。”这是编剧王倦的成功的秘宝之一:不会刻意地迎合观众地口味。《庆余年》的成功不仅仅是导演和演员的成功，也是编剧的成功。
叫好又卖座的影片，高评分的标准不只是演员的演技和导演的功底，还有将影片的剧情。由芦苇编剧，陈凯歌导演的电影作品《霸王别姬》便是一部剧本受观众买账的影片，不仅在当时收获了4500万的票房，之后又在国际戛纳电影节上斩获奖项。国际影评人协会的评委给予了剧本高度赞扬：“《霸王别姬》一片深刻挖掘中国文化历史及人性、影像华丽、剧情细腻。”
对于影视作品而言，剧本和编剧无疑是一场“重头戏”，有将好剧本拍烂的导演，但却没有将烂剧本拍成功的导演。相对于他国的编剧事业，只有给足中国编剧充分的支持和理解，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中国才会真正打破“剧本荒”“缺乏好编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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