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生与死的人生态度向来为文人骚客经典议题。以何种态度面对人生?司马迁以“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之口,隐忍苟活立志“成一家之言”;屈原怀沙自沉,“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以死明爱国之志;《生年不满百》中又曾言道:“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及时行乐,活在当下才是王道。而笔者窃以为,人生来就是通往向死而生的路上。向死而生,无愧于生,不惧死亡,乃是吾辈心中对于人生的积极思考。
余秋雨曾言:“中国文人精神品德上的高峰是屈原和司马迁。然而,他们面对人生坎坷境遇时,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选择。”
今朝看历史里的山川脉络,他当是骨骼。司马迁认为自己虽是一介文笔小吏,但应是比武将还要顶天立地的男儿。因此在遭遇极刑之后就像他所写的“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那样,司马迁死去了,留下的只是一幅残缺的躯壳,而另一个司马迁则从人生的灾难中完成了凤凰涅槃。“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他没有就此消沉,而是发愤而著《史记》,完成那未竟的名山事业。他通过分析历史,撰写伟大人物的事迹来揭示了一个真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坚持自己的进步理想或正确的政治主张,在遭到反动势力迫害后,为了抗争迫害而坚持斗争,发愤著书的产物。
有人把司马迁发愤著《史记》称之为文化复仇,我挺认同的,他用笔下鲜活的历史人物来战斗,向现实向君主向一切反动势力复仇,他去伪存真,真骨凌霜,纵横于两千多年时空之中,面对这个“史届之造物主”,我不由得真正感慨,在遭受如此之苦难后,他仍然能够追寻心中所愿,坚持自我,能够让两千年之后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仍然能以自己拥有这样的历史为荣。司马迁向死而生,为吾辈提供了一种“不死于一种错误”、超越个人荣辱的生死观。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屈原的怀沙自沉,结束生命,正是为了完成生命的纯度的一种方式。他不是自怨自艾以死表达对人世的不满,也不是懦弱无能以死逃避现实的残酷,而是在深渊里仰望星空,以死彰显生命的厚度。在《离骚》中,他言道:“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尽管人生如此艰难,但我宁可马上死去,魂飞魄散,也不愿意干媚俗取巧的事。”“伏清白以死直兮,故前圣之所厚。”意思是“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得清清白白,这也是古代圣贤所称赞的死法。”如此种种皆可表明,屈原“宁葬鱼腹,不蒙尘埃”的生死观。他的政治理想虽然落空了,但是他的生命并未落空,屈原通过《离骚》将他生命里最美好的东西传达给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用诗歌不断拨动人们的心灵,向死而生,生生不已。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态度。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看似轻松自在的八字,其实做起来实则也不易,它显然是有悖于当代积极的人生辩证思考。但它在“及时行乐”旌旗下,也清楚地认识到,人生来就是一场向死而生的旅程。
无论是司马迁也好,屈原也罢,甚至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吟唱,他们面对人生态度从表面上选择是截然不同的,但归根到底其实都是一种向死而生的理性思考。在畏惧死亡的本能之上,人们还要清楚的认识到,无法避免的死亡仍在步步紧逼。而这样“置死地而后生”的压力之下,人们总在追寻生命的意义,积极寻找人生的价值。
“向死而生”的真正意义在于让我们发现那些生命中最重要、最美好的事物,去追寻心中的理想,以至于不必在死神面前因过往的迷失和遗憾而喟叹。在历代千万诗句中,我独爱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便是我这一场向死而生的旅程中所寻。前贤期望犹然在耳,风华正茂如吾辈,向死而生,无愧于生,不惧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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