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是司马迁在其“类自传”《报任安书》中写下的第一句话。单看这句话，并不能感受到其有和特别之处，但若将其放入《报任安书》全文中看，便能感受到作者在写下这句话时笔中蕴含的千钧之势。
这就是司马迁。每一次下笔都因为灌注了作者深重的生命哲思而有如雷霆之势，直至落笔处这股凌厉的气势却又如大道无形般散化开去。明明是在诉说最沉痛的回忆和记录最深重的历史，却看不到丝毫的声嘶力竭和故作煽情。在不知疲惫的和历史对话的过程中，在永不停息的自我内省和忏悔中，司马迁将自己的哲思化为文字，寻微探幽般探讨着历史上的人和事，写成了鸿篇巨制《史记》。
不同于其他史书的专注于帝王将相或达官显贵，司马迁的眼光更为下沉。在《史记》中，故事的主角既有君王、官员和英雄，也不乏刺客、游侠和奸雄。儒家传统里一切值得和不值得注目的人物，在这本“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中几乎都可以看到。这就是司马迁的独特之处——从不为任何学说和阶级摇旗呐喊，而是给予每个思想和人物足够的胸怀和理解。
中国历来都有“写史”的传统，但与现代人们理解的“历史”不一样的是，传统封建社会中的“历史”是为帝王服务，甚至还可以根据帝王的旨意被随意篡改。而作为记录历史的“史官”，在司马迁的时代，其地位更是一再降低。当时的时代对于历史也是十分不友好。在秦朝，高效但残暴的统治者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如“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汉代虽然文化氛围宽松许多，但先秦重史的传统却依然没有得到恢复。在那个时代，历史重要的地位尚还没有被普遍认知，只有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勉力维持着“记史”这一份不被认可的事业。
西汉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是社会的主流之学，司马迁生于这个时代，必然也会受到这个时代主流文化的影响。通过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历史人物的功过之评，司马迁的儒家思想得以被后人略微窥见。事实上，司马迁很崇敬周朝的周公和春秋的孔子，他作《史记》一书，除了是为了继承父亲未完的事业，也是为了帮助世人明是非、辩善恶，以及建立社会德行与规则的准绳。
而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在他的著作《史记》中都有所体现：在本纪第一篇《五帝本纪》中，他在对待尧和“贵戚及疏远隐匿者”时一视同仁；在世家第一篇《吴太伯世家》中，他讲“孝”——周太王喜爱儿子季历，有意立他为继承人，其余两个儿子太不忍父亲为难而去往吴地；在列传第一篇《伯夷叔齐列传》中，伯夷叔齐采薇首阳山的仁义故事更是被广泛流传……
时至今日，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依然没有被世人遗忘，而是被一遍又一遍地提起。这个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宫刑的人，在无数个漫漫长夜，面对着肉体的痛苦、人格的侮辱和灵魂的漂泊，煎熬不已。在生与死面前，他最终做出了艰难的抉择——选择比死更为痛苦和屈辱的生。正是司马迁的这一选择，中华民族得以收获一本璀璨至今的历史文学杰作，中华民族早期的历史也得以有了大致的轮廓。
只有经历过无数苦痛、直视过众多亡魂的人，才能写出和《史记》一样如史诗般壮丽的巨著。正如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表达对“失败者”项羽的同情和赞颂，在他的眼里，无论是为理想择生忍辱的英雄，还是为道义择死高歌的壮士，都值得被尊敬和铭记。
虽然司马迁的肉体已逝，但正如《我与地坛》在最后所写：
是的，秋天，一直到冬天。我将以写作的姿态存在千年。
一直到死亡。
一直到尘埃埋没了时间，时间封存了往日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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