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张智云）在笔者个人的认知中，中国传统教育目的观自西周以降经历过两次大的变革，一是私学兴起之际，部分知识分子由“学以为己”转向“学以为人”；二是科举制产生以后，士人从“学而优则仕（德性的优）”渐转为“学优则仕（成绩的优）”（上述两次变革都是就普遍存在的现象而言，而不是就时代思想家的理想观点论述）。经历过这两次变革的中国传统士人可以说是极具教育功利主义色彩，从而导致了对知识自身价值的疏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知识的纯粹性追求是一个求真的过程，对知识自身价值的忽视会进一步导致这种纯粹性求知行为的式微，此后一千多年中国思想少有创造性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受到西方科技文化的猛烈冲击，为挽大厦之将倾，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后又经过一系列的变革和发展，深受西方实用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浸染，这样的教育目的观直至今日仍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笔者于此并非想否定知识变现，但是笔者反对将知识全然视为应用于物质世界的工具而不为它用，最起码就知识自身而言，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都不应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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