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重要的政治和思想人物，从戊戌变法时跟随康有为崭露头角，到后来办报写政论，“笔锋常带感情”，影响了众多读者。有关戊戌时期康梁等人的思想，学界已有不少成果，比如张朋园先生的系列作品。
10月31日，著名晚清史学者茅海建做客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作了题为“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的讲座，与已有研究相比，茅海建更为重视梁启超“民主”思想的特殊性。在讲座中，他从三份史料入手，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和爬梳，考察戊戌时期梁启超究竟有着怎样的“民主”思想，以期重新认识已有的知识体系，以考据之力重审当下的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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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讲座现场
“无议院之名，却有其实”？
1896年，年仅23岁的梁启超在《时务报》第10册上发表《古议院考》，开篇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议院哉！”梁虽然肯定了西方议会制的重要作用，认为它是民主制度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但随即笔锋一转，称古代中国“虽无议院之名，却有其实”。梁启超认为，在《易》《书》《周官》《记》《孟子》等儒家经典中均有关于议会思想的表述，到了汉代，甚至出现了相似的议会制度，曰“‘不属署，不直事’，其职与西国同”。梁启超在《古议院考》中进一步阐发了其师康有为关于古代议会“通下情而合其力”的思想。
梁启超的文章常常一气呵成，极具感染力。然而，茅海建指出，我们应当重新检视梁启超引用的文献史料，他直陈《古议院考》中诸多论述实与议会毫无关联，纯属比附。例如，“其（议院）在《书》曰：‘询谋佥同’，又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卿士”一句见诸《尚书》洪范篇，强调君王、卿士、庶人、龟、筮对政治决策的全方位影响，然梁启超将卿士比附为上议院，称庶人为下议院，从中可见其对议会制的理解颇有断章取义的色彩。又如，梁认为汉代的谏大夫、博士、议郎等扮演了西方议会制度中议员的角色，然而他所用材料多只能证明其为朝廷的命官，并不能证实中国古代确有议会之实。
茅海建进一步说道，我们不能妄言梁启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存在着知识性的错误，其中固然有一些，但他在这方面的学识也远超今人，不过梁将古代经典、史籍所言“议会之实”与近代西方民主之下的议会制度相提并论，只能说是“差误的比附”，实在是源自他对西方民主制度理解的偏颇。尽管他在《古议院考》中称赞了泰西各国的议会，阐扬了中国古代类似议会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但关于是否要设立议会，梁却持否定态度，因为“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学校才是开启民智的必经之路。
从今天的知识观念出发，西方近代议会制度的基本思想与设计，与中国古代经典、史籍中的观念截然不同，与汉代“谏大夫”、“博士”、“议郎”等更是大相径庭。但倘若从当时的语境出发，《古议院考》所言的虚实固然重要，但梁何出此言，他对自己的观点是否有进一步的修正或阐发，均值得深入讨论。
“大同三世说”中的“民主”？
1897年春，当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大肆宣传“古议院”思想时，他收到了严复的来信。今天虽无法得见严复原信，但从梁回信的蛛丝马迹中，也可知道大体内容——除却文人间的客套与戏谑，其中也包含严复的批评和梁启超的自我批判。
严复断然否定了梁启超以中国古事证西事之法，且中国自古无民主，但西方有。面对严复的诘问，梁启超虽对“古议院考”做了检讨，但仍以其师康有为的思想反驳严复关于议会传统的观点，此即后来非常著名的“大同三世说”——历史按照“据乱”、“太平”、“升平”三世交替发展，且不可逆。然而，仔细揣摩梁启超驳严复之论据，并非以西国历史或西方民主思想之运作来说服对方，而是以理论否定事实，从多君到一君进而无君的三世进替可以完全比附西方民主思想的演变。
从理论出发，而非历史事实出发，足见梁的胸有成竹。因此事辩驳之激烈，梁启超后来将回信内容整理成文，刊载于《时务报》第41册，名为《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此乃梁启超首次公开在报刊上阐扬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在委婉地承认《古议院考》中的错误后，梁正面回应了他和严复在西方民主传统上的分歧：“周厉无道，见流于彘，而共和执政；滕文公行三年之丧，而父兄百官皆不悦，此实上议院之制也，不得谓之为民政。”
茅海建指出，梁启超眼中的“三世”在中西方并无显著区别，即便美、法等国的总统制，虽可谓民政之世，但放眼世界，仍处于多君之世中，“三世说”是各国发展的必经之路，不存在严复所谓因“胚胎”而致道路不同的现象，“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各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应严格遵循三世潮流而不可逆。换言之，要理解梁启超的思想，应从“大同”思想的世界性和全球性着手。此时，以“大同三世说”思想武装起来的梁启超，显露出了高度的理论自信，他以极富感染力的文辞，呼唤着“大同世界”的到来。
从《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反观《古议院考》，不难发现，尽管梁启超在给严复的回信中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但他并未放弃基本观点，始终将西国议会制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且有所强化。但茅海建认为康梁向光绪帝陈述“泰西议院，古有其意，有其制”，并非为宣传而故意“曲史”，实乃基于“大同三世说”的建构需要。
通往议会之路？
此后梁启超到长沙主持时务学堂，和湖南巡抚陈宝箴保持通信往来，梁指出：“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也。”由此产生关于“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三策，其中最值得深入分析的莫过于“开绅智”，以兴办学会的方式，来培养中国的“议员”。
《论湖南应办之事》即体现了梁启超有关“议会”思想的论述，茅海建以为其中约有四句话值得深入分析：“通上下之情”，“先由学会绅董，各举所知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士”，“日日读书，日日治事”，“一年之后，会中人可任为议员者过半矣”。此四句揭示了议会的性质和议员产生的过程，对议员的职责和考核做了明确规定。虽然梁启超的论述多源自康有为，但其治理湖南之法不失为一个好方式，对此，他满怀憧憬地写到：“绅智既开，权限亦定，人人皆知危亡之故，即人人各思自保之道，合全省人之聪明才力，而处心积虑，千方百计，以求办一省之事，除一省之害，捍一省之难，未有不能济者也。”
虽然梁启超有关西方议会制度的“理念”未得施行，他的阐述与理解和西方式的民主思想有显著区分，但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亦可管窥其中的异质性和差异性。此后，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湘报》等报刊大声宣传西学，富于激情地歌颂“民政”、“民权”，然在其思想深处，却始终不太知道什么是西学、什么是西方式的民主和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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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报纸《时务报》
茅海建再次强调，虽然梁启超从中国传统经典中寻出了“古议院”的模型，但从“孔子改制”说来看，隐藏在《春秋》《易》《书》《诗》中的“大义”，本来就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孔子的自我创造，也是孔子在当时社会中“改制”的方式。
事实不存，意义彰显。梁启超此时的“民主”思想，实则是康学的“大同三世说”，与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有着显著区分。我们应当注重对文本史料的解读和分析，从语境出发，重新审视文本中的思想和历史。
（本文根据讲座现场发言整理而成，未经演讲人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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