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之前，中国是没有地摊经济的。
别说地摊经济，连私人经济都没有。
改革开放后，大批敢于吃螃蟹的人，开始下海做生意。
他们的第一桶金，大多数都是从摆地摊里赚来的。
资金门槛低，参与方式灵活，特别适合当时的中国经济。
地摊，孕育出了中国第一批企业家。
改革开放之初，大批知青返城，就业困难情况非常严重，一个“大碗茶”就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个人，一辆手推车，就可以养活一家人，民间的活力就这么被激发了出来，让中国的私营经济积累了最初的启动资金。
曾经，天安门广场上面，都有地摊。
劳动人民给出地摊起了一个时髦的名字，叫练摊。
到了1984年，地摊经济在南方已经彻底成型，一部名为《雅马哈鱼档》的电影，记录下了当时的广州街头景象：
通街都是地摊，摩托车走得比人还慢。
汽车就不要想了，根本就没有通过的可能性，没看到摩托车都过不去么？
又过了十年，这种繁荣的景象遍布中国所有的城市，从南至北。就连黑龙江省最北边的边境城市，也被地摊给统治了。
地摊经济生机勃勃，彻底激活了中国的经济，但也带来了很多的弊端。
地摊的最大优势就是不用交租金，但这种优势并不是凭空得到的。
因为地摊占用的是公共空间，最主要的地方就是大马路，十字路口的拐角处这种黄金地带那是兵家必争之地，有的小贩甚至把摊点开在了主干道上。
四车道变成了三车道，然后变成了两车道，最后变成了一车道。
到了最后就成了广州那个样子，马路上铺满了地摊，连摩托车都过不去，交通断绝。
反正大马路是公用的，你能摆地摊，凭什么我不能摆地摊。
你占地10平米，我占15平米怎么了，我货多不行么？
这地方好，来往的人多，我要了，你去偏一点的地方，别占我的地。
为了抢地盘，当年不知道爆发过多少次暴力冲突，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开在马路上的地摊，收摊之后也不会打扫卫生，所有垃圾就直接丢在了地上，给环卫工人带来了沉重的清洁压力，同时严重破坏了市容市貌。
最讨厌地摊的，还是那些承租了商铺的小老板。
他们花费了大量的租金，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生意全被地摊给抢走了。
于是，他们强烈向城管投诉。
2010年之后的舆论，曾经非常同情地摊小贩，谴责城管暴力执法。
但是在2000年之前的舆论可不是这样的，当时是强烈的谴责地摊小贩。
因为90年代末期的小摊贩实在是太多了，密布整个城市的道路，占据公共空间，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马路是用来走人和行车的，不是用来经商卖货的。
在强烈的舆论谴责下，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出台规范地摊经济的措施。
政府出面设立夜市区和地摊点，采用个人承包制，收取一定的租金，由政府统一负责卫生和管理。
这其实就是低一档次的露天商铺。
道路堵塞，导致回家困难的民怨解决了；商铺老板被抢生意的矛盾也解决了；整个城市所有街道都密布垃圾的问题也解决了；小摊贩的就业也保住了。
完美！
但很多小贩不愿意接受政府的管理，不愿意去政府指定的地方摆地摊。
因为承包地摊需要钱，而且不可能设立在真正繁华的拥挤街道，那些地方已经够拥挤了，没地方设地摊。
我偷偷在繁华的街道上摆地摊，不要钱，生意还能好几倍。
去指定的地摊点？花钱还生意差，我有病啊。
这些不愿意去指定地点摆地摊的小贩，每天和城管打游击，活跃在街头和天桥。
这样的小贩，被称之为“走鬼”。
在数量没达到临界点的时候，能方便市民的生活，大家也都无所谓。
但是当数量突破临界点之时，就会带来大量的民怨，引发大量的市民投诉。
在2000年到2008年，地摊经济的规模，就始终介于这种扰民的临界点附近。
有举报，城管就去清理一下。
没举报，城管也懒得管。
2008年，地摊经济出现了转折点，这一年全国掀起了“文明风”，各地进行评选“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城市形象。
而最影响城市形象的，就是地摊。
不仅仅看起来很low，而且占道经营，乱丢垃圾，要打造文明城市必须清理掉地摊经济。
这个任务很艰巨，因为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你搅黄了小贩的生意，小贩能跟你拼命。
城管，当仁不让的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成为了未来10年中国最大的黑锅侠。
这是小贩一家人的命根子，你要断掉，还没有执法权，法律只允许你“劝诫”和适当罚款。
后来发生了什么大家都清楚的，总之代价很巨大。
不过在10年的艰苦努力后，中国城管真的做到了这个奇迹，清除掉了绝大部分地摊经济，并喜提和喜马拉雅山一样高的无数黑锅。
大量的地摊被清除后，少量的地摊就不存在扰民的问题了，市民们又开始怀念小摊贩带来的便利生活。
所以在2008年之后，舆论的风向是偏向于同情小摊贩的，和90年代末截然不同。
而且小摊贩数量越少，市民就越同情。
调侃和讽刺中国城管的段子，可以环绕地球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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