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者王国维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 皆情语也。”
情与景是中国传统诗学中一对重要概念。诗中之景，不是原本的自然景物，而是由抒情话语组织和表现出来的，被赋予了情感内涵的画面。诗中之情，也不是空洞和概念之物，而是由景象征性地表现出来的具体情感过程。世人的内心活动既千变万化，又细微幽渺，无法用一般的词语直接表现，所以，常常借具体的景物描写，写出独特而微妙的感受过程，达到情感的表现。王夫之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情景相生，情景交融就是有意境，是中国古典抒情诗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抒情诗人写景，意在言情。所以，诗中的画面往往比绘画具有更多主观色彩。如马致远《天净沙秋思》“……”这首小曲是借景抒情，但前两句景语，却因“断肠人在天涯”一句而尽染强烈地愁苦情调。通过一些感觉化、情感性的词义赋予景物主观色彩，正是诗中画的特点。 所谓“诗言志，诗传情”。在抒情性作品中，景是由抒情话语组织和表现出来的，被赋予了情感内涵的画面，它有灵性，情趣盎然。而抒情性作品中的情，也不 是空洞抽象的东西，它常常附丽于写景的话语上，由景象征性地表现出来。作者的情操、情绪、情调都是通过诗词表现出来的诗歌中自然景物的描写，是诗人主观感受上描绘出来的主客观的统一体。不同的人在同一环境中，可以赋予客观景物以不同的思想感情和色彩。要正确理解诗人的思想感情，就不能不联系到他所处的时代、他的社会家庭地位、他的生活环境以至整个时代背景对诗人的影响。
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在抒情性作品中抒情者常常借助具体可感的事物、景物传 达出内心中抽象的思想情感。在文学世界里，山川草木，花鸟虫鱼，都可以成为作家言志、 抒情的工具和载体。中国古代文论中，从“言不尽意”到“立象以尽意”再到“借景以抒情”， 这一抒情理论发展的过程正是人们对情景关系渐进的认识过程。在这一认识过程中，人们对 情感进行了细致、深入、准确的阐述。比如王夫之就说：“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 寓意则灵。”诗中的一切形象和景物都是为表情达意而存在的，所谓“景为情设”。诗人写景， 意在言情。“景”与“物”成为了“言志”与“抒情”的工具和载体。这样，诗中之景也就 不是原本的自然之景，它被赋予了情感的内涵。诗中之情也不是空洞抽象之物，而是通过景 物得到了形象的表达，即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就算诗人心中有着千变万化、细微幽渺、难 以言传的情感，但是这一过程得到了形象的表现，也就使得抒情性作品既具有了情感美，又 具有了画面美。
情景交融、景情相生。抒情者在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创作过程中，总是追求着 一种更高级的情景关系，这便是意境。清人王夫之在论述情景关系时就曾说到：“情景虽有 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他认为情和景虽然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物，但是在抒 情作品中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景中含情，情中带景，情景结合才能传达出真 正的神韵。在情景交融的问题上王国维可以说是分析的最为透彻的一个，他将“景”、“情” 二者视为文学的“原质”，并对“景”、“情”做了广义上的界定，抒情作品中景与情的对立 统一，正是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借山川以立言的结果，所表现出的是主体的生命情调与 客体自然景象交融互渗的一种境界。在对立统一的过程中，客体已“人化”，而主体已“对 象化”，主客体各自向对方渗透和转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相契而生成具有新质的 统一体。不过这个新的统一体并不是情与景简单相加的结果，是一个远远大于两者之和的统一体。因为它具有了能够诱发和开拓读者的一个更为宽广的审美想象空间。它不仅要传情达 意，还要展现“味外之旨”。借助于作品中的实景和由实景所诱发出的虚景，抒情者与接受 者进行着意味无穷的情感与思想的对话与交流，也使读者在更为宽广的想象空间中获得了更 为丰富、深刻的审美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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