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在20岁的陆萍的个人聚焦视角下，读者先入为主的认识并自主相信了陆萍——抗战期间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这一定位里，他们是可贵的，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丁玲将自己对青年的期望和人生体验寄托在陆萍身上，而陆萍与现实问题的格格不入也象征了延安政治文化的重要问题。读者通过陆萍的双眼去亲自体会一个热情的怀有理想的少女来到环境肮脏、设备恶劣、秩序混乱、人员嘈杂的医院后心中所产生的巨大落差。更严重的是开篇就一目了然的院长、护士、后勤人员等的脸色和对病人不够负责的态度；院长“以一种对女同志不需要尊敬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象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又盯着她瞪了一眼。”越是如此不公平、与想象背道而驰的集体使得矛盾的一步步激化趋于合理，这也透露出作者对于这一人物赋予的极大同情和肯定意义，也使得陆萍最终迈出改变的一大步变得更加不易，表现丁玲在艰苦的党员历程中选择为集体贡献小我精神的伟大。当然，丁玲作为一名惯用女性视角叙事的作家，不知不觉间使得观众站在陆萍的立场，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丰满情绪更好地得到体现，掌握了主体话语权。
另一方面，利用全知视角我们才得以看到陆萍不在场的事情：他人在陆萍背后的指点和责怪；黎涯和郑鹏在读信以后分别的反应和行为。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交替视角潜藏了作者丁玲的意识，使其与人物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使丁玲传递出自己内心的微妙感受，又可以避免读者和敏感的批评家把陆萍与丁玲本人等同起来，不易让当时的读者对于女性视角叙事产生怀疑和不信服之感，也能够帮助丁玲在政治敏感时期从自己的体验出发触及延安的青年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描写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斗争和迷惘，以此与千万知识分子赢得共鸣，点亮思想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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