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黄河治理要在水利开发
防治黄河水患始终是黄河流域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人们在确保黄河流域安全的前提下，开始尝试主动开发利用黄河资源，借以提高土地收入、方便物资运输，并实现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和国家实力的增强。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国家以邻为壑，难以统一意见，对黄河进行大规模有效治理，再加上黄河治理本身就是一件劳民伤财的难事，许多国家对开发利用黄河资源都敬而远之，因此，韩国曾派奸细郑国以水工身份混入秦国，承担修建引泾灌区工程，妄图借此耗尽秦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其无暇征伐。
后来，秦国果然兴修水利10年而未完工，引得朝野上下一片议论纷纷，面对质疑，水工郑国亦坦言：“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由此可见，水工郑国虽为韩国派遣的细作，但技术出身的他经过10年兴修水利，亦难免心生大义，正如电影《英雄》中无名以社稷苍生为由，最终选择用刀把捅了秦王一样。
不过，面对宗室大臣的强烈要求，秦王嬴政终是对国内客卿下达了逐客令，而当时来秦想要一展宏图的楚国人李斯亦在此列，幸好李斯给秦王上了道《谏逐客书》，力陈此举的弊害，秦王看罢遂取消逐客令，并派人追回李斯，而引泾工程仍由水工郑国主持，这才有了后来滋润渭北大地的郑国渠。郑国渠修成后极大地提高了秦国的粮食产量，史书提及“于是关中沃野，无凶年”，而剑走偏锋的韩国在郑国渠通水后不几年便被秦国所灭，其他国家也在接下来10年间被并入秦国版图。
汉武帝除了对外抗击匈奴，开通西域外，还对内治理黄河、大兴水利、疏导漕运，是第一位亲临黄河治理一线的皇帝。元光三年，黄河在濮阳境内瓠子向南决口，滔滔洪水泛滥16郡，初时，汉武帝曾派人主持堵口，但因水势过大而失败，此时丞相田蚡接机进言，称江河决口是天意，不可用人力去堵塞，勉强堵塞了未必符合上天的意志，汉武帝听罢遂搁置了此事。后来汉武帝到山东封禅期间，亲眼目睹了水患的惨状，遂命令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要背柴负土去堵塞决口。
黄河决口堵塞后，汉武帝做《瓠子歌》二首，参与堵口任务的司马迁受此感染，在《史记》中创设水利专篇《河渠书》记载此事。此外，为了开漕运以济军需，汉武帝任用一批长于治水的官员在关中地区、河套地区、河东地区兴修水利，取得了巨大成功，比如司马迁评价“关中之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其富，什居其六”。
东汉时期的王景治水颇有成效，其曾先后疏浚浚仪渠（汴渠的开封段），主持大修水运交通命脉汴渠和黄河堤防，并被汉明帝提拔为河堤谒者。王景治河工程取得了很大成功，汉明帝曾颁诏说：“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即王景治河恢复了黄河、汴渠的原有格局，沿岸百姓得以重建家园。史料记载，王景治理后的黄河历经800多年没有发生大的改道，决溢次数也不多，因而有王景治河千年无患之说。
唐末以后，黄河逐渐结束了东汉以来800年相对安流的局面，进入了多灾多难的历史时期。北宋京城处于黄河下游，一方面黄河安全直接影响到都城安危，另一方面官府每年需要从南方漕运数百万石粮食，而南粮北运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出于这些因素的考量，宋王朝对黄河治理十分重视。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在确保黄河安全的基础上特别注重兴修水利，以充分开发北方存在的大面积荒地。
为此，王安石在官府内设置了“提举沿汴淤田司”，“都大提举淤田司”等部门领导大规模农田放淤行动，比如他鼓励引漳水改良洺州（今河北省永年县东）的盐碱地，并作诗《送宋中道捽洺州》：“余尝怜洺民，舄卤半不治。颇觉漳可引，但为谈者嗤，商议不同俗，功成人始思。夫子到官日，勿忘吾此诗。”
在王安石的大力推动下，淤田逐步在黄河、汴水、滹沱河、酿河等河流上展开，滋养了万亩良田。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短短几年中，在河北路的黄河、滹沱河沿岸，放淤改土的面积达4万顷以上，在京东、京西两路，沿汴放淤1.77万余顷，放淤结果是大量盐碱地变为美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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