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相关概念，“egemonia ”一词在学术上引起了较多关注。“egemonia ”是一个意大利词汇，国内学界对其译法并不统一，主要有几种译法：“霸权”，“领导权”，“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我们很有必要仔细分析这个术语的意思，并找到最客观的根据，才能终止有关这场译法的争论。
第一种，将“egemonia”译为“领导权”的意思。如，1983年版的《狱中札记》，在193页写到“领导权（市民社会）和分权”。
第二种，将“egemonia”译为“霸权”的意思。这种译法较为常见。例如，2000年出版的《狱中札记》在315页上写道：“霸权（市民社会）和权力的分离”。与第一个译法相比，这种翻译更具有操纵和控制的含义。
第三种，将“egemonia”译为“文化霸权”的意思。此译法是在“霸权”前面加上了“文化”一词，表达了在文化方面的控制和支配，目的是强调葛兰西的霸权思想是一种“文化霸权”，将其与“军事霸权”、“政治霸权”、“经济霸权”等加以区分，同时，“文化霸权”有一种非强制性的特征。
第四种，将“egemonia”译为“文化领导权”的意思。这种译法是在“领导权”前加上了“文化”一词，旨在突出“egemonia”是一种文化或者意识形态方面的非强制性的控制；此外，这种翻译也是为了从根本上将葛兰西对领导权的理解和列宁对领导权的理解相区别。
这几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考察相关著作论述以及聆听葛兰西本人的“声音”，将“egemonia”译为“领导权”更为合适。
译为“霸权”，带上了一层贬义的含义，比较容易产生歧义。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霸权”一词被解释为“在国际关系上以实力操纵或控制别国的强权”。［］西方学者常常采用霸权的翻译，他们想通过这样的做法将葛兰西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阵营，甚至将他与列宁完全对立起来。但是，葛兰西本人并不这么认为，相反，他努力地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列宁保持一致。俄国在20世纪初进行了社会民主运动，在推进这一运动的过程中，领导权这一政治术语渐渐产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初，普列汉诺夫就已经指出了在工人阶级中间进行工作开展的必需性。这些有关“领导作用”的论述孕育着“领导权”的思想。阿克塞罗德在1901年明确地提出了这个概念。1902年，在《怎么办？》中，它最终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无产阶级政党便是这里讲的革命家组织。也就是说，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俄国革命才能最终获胜。葛兰西明确地将列宁作为他领导权思想的来源。1922年，葛兰西被捕入狱。即便在狱中，在葛兰西对“领导权”的含义进行了新的探索后，他也没有对列宁的理论表达反对。他在《狱中札记》的《人是什么？》中写道：“伊里奇（即列宁）所完成的领导权的理论化和实现是伟大的‘形而上学’事件”。［］可见，葛兰西本人很认可列宁的领导权的思想，他本身就没有必要使用“霸权”去表达。
译为“文化领导权”，有语义重复之嫌。在1932年5月给塔尼娅写的信中，葛兰西谈到，“‘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环节被系统地重新评价，以反对经济主义的机械论和宿命论观念……‘领导权’的历史—政治概念。”［］从这一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再将“egemonia”译为“文化领导权”便产生了语义重复。我们也不难觉察，在使用“领导权”的概念的时候，葛兰西并没有把它局限于单一的层面，而是站在总体性的角度去看。也就是说，在经济、政治、文化、革命等多个领域都使用了“领导权”这一概念。
总之，从以上论述来看，“egemonia”被翻译为“领导权”，更加的符合葛兰西本人的意愿。但是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使用这一译法时，要结合具体的文本语境去看，才能避免无意义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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