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真相时代，人们学会的就是宣泄和遗忘，情绪宣泄可以代替理性思考，追求真相不如选择遗忘。每一个热点新闻都如同一次篝火狂欢。这个狂欢派对由意见领袖主办、各路媒体打广告做宣传，乌合之众们争相参与。他们手拉着手，围着这堆新闻之火载歌载舞，火焰燃尽后，他们意犹未尽，继续奔赴下一场狂欢。
情绪指向标
随着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快速普及以及人们对网络使用的日益深入,网络舆论近年来逐渐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在这个人人都能成为记者的时代，话语权不仅掌握在媒体和政府手中，公众们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也可以在网络平台公开发表意见。当这些意见契合就会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从而影响更多的人，当赞成某种意见的人达到一定规模，这就极易形成群体。有群体的地方，就会有领袖。
在信息的人际传播中，时常会有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造成影响的“活跃分子”，他们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起着中介和过滤的作用，形成信息的两级传播。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将其称为“意见领袖”。在互联网时代，最常见的是“网络意见领袖”，其中微博大V、微信自媒体人是影响力较强的两类人。
在2016年春节，一篇网帖在网络刷屏，文中说到，上海一女子跟男友回江西老家过年，见到第一顿饭后想分手。事件一出，吸引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各个微博大V、自媒体人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作家陈岚发文《上海姑娘，不是逃饭，是逃命》；知名网络写手、微博名人和菜头对此发表评论《姑娘，你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教养》；拥有500万粉丝的公众号咪蒙推出文章《什么门当户对，不就是爱得不够》。自媒体人以及微博大V们将这个话题不断撕扯，但无论是哪种观点，都获得了众多网友的支持。
意见领袖们具有天然的号召力，公众极易受意见领袖的话题引导，而以为是自己真实地情感。2017年11月9日，新京报《局面》栏目陆续发布采访刘鑫和江歌母亲的视频，将沉寂了近一年的江歌案重新拉回了观众视野，引起了广泛关注，一场由自媒体引起的舆论狂欢由此拉开序幕。11月10日，腾讯旗下的“新闻哥”发表文章《为闺蜜挡刀而死的江歌，你妈妈终于当面问了那个人：还有良心吗？》，成为第一个出场的自媒体。11月11日，微信公众号“东七门”发布了文章《刘鑫，江歌带血的馄饨，好不好吃？》，文章中不断写到“刘鑫，江歌带血的馄饨，好不好吃？”，强调江歌是因刘鑫而死，而刘鑫却漠不关心，引起部分网民对刘鑫的指责。11月12日，咪蒙的微信文章《刘鑫江歌案:法律可以制裁凶手,但谁来制裁人性?》，以此来动员大众采用道德和舆论势力来解决此事，社会上对于刘鑫的网络暴力也成为了讨伐人性、匡扶正义的利剑。在这场对人性的制裁中，不少网络意见领袖倾向于采取极富煽动性的言说方式进行自我“表演”，以碎片式的情绪宣泄和感性号召来争取认同。
理性的崩塌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其代表作《乌合之众》中直言不讳道：“构筑于弗氏理论基础上的现代群体心理学认为群体最主要的特点表现为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的批判精神以及夸大情感等等。”在一场场的舆论狂欢中，公众们的情绪长期处在峰值，理性在渐渐崩塌。
对于一个新闻事件，公众已经不完全就事论事，而是基于日常生活体验，移情于此，把他们在生活中的感受带入进来。所有人都极力将自己代入角色去表达观点，真正的议题不仅仅是一个新闻，而是众人所关心社会问题。发生于2010年10月20日的药家鑫事件为何会激发如此大的众怒呢？原因或许就是过去有太多的以权谋私、权利滥用案例，刺痛了民众的神经。辩护律师将其犯罪行为定为“激情杀人”，甚至有西安5位教授联名呼吁免除药家鑫死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玫瑾教授，从犯罪心理学层面进行的动机分析，她认为连刺动作，是一种潜意识重复弹钢琴的机械动作。由于大多数普通公众缺乏专业的知识储备，最终在传播中“信息失真”，也引来骂声一片。在法律还没有将药家鑫定罪时，社会舆论就已经呈现两个极端。一方认为药家鑫罪该万死，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甚至断言“他长的是典型的杀人犯的那种面孔”。而另一方却为药家鑫进行辩护。一个据说是药家鑫同门师妹的人曾说：“我要是他，我也捅……”这残暴的论调，和针锋相对的同样缺乏理性、充满暴戾的民意，将舆论之争导向白热化。在法律还没有对药家鑫做出宣判时，舆论已经宣布了他的死刑。
同样的，在江歌案中，刘鑫也成为了公众宣泄情绪的靶子。《刘鑫：良心被狗吃了这种事，原来是真的》、《江歌惨案：双11天猫1682亿又怎样？这世界已坏到不能再坏了！》、《【闺蜜为她挡刀丧命】她却安然无恙发自拍？你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为闺蜜挡刀而死的江歌，你妈妈终于当面问了那个人：还有良心吗？》等等诸多的微博内容都是对刘鑫的道德宣判。为了正义而正义，为了指责而指责。从头至尾，没有几个人真正在意真凶或者留意整个案件现在遇到的困难，而是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刘鑫。刘鑫的行为固然不符合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但目前看来，刘鑫在法律上是无罪的，甚至日本法律还将她认定为“受害者”。但是，公众对于所谓的理性分析并不买账，与其说我们是在看新闻看文章，不如说我们是在寻求情绪的共鸣，而这些道德批判的事件和文章都恰好适时引发了共鸣。
理性的无力呼声
事件的发展在舆论的浪潮中迷失了方向时，以新京报为主的传统媒体也在试图召回大众的注意力放在真正需要关注的点上。11月13日，《新京报》发文《江歌被害刘鑫无罪》，认为刘鑫在道义上负有责任，但在法律上是无罪的，呼吁民众理性对待。随后，各大媒体陆续发表关于理性对待“江歌案”的文章。澎湃新闻在《江歌案拷问情理法冲突，刘鑫是否有补偿被害人义务》一文中提到，在案件发生时，如果作为受害者的刘鑫处于惊恐或身感危险时导致未能出手施救，这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先行行为，不会引发作为义务，不能勉为其难。当公众对当事人的行为感到寒心时，这只属于人情伦理层面的考量。封面新闻在《江歌案大家都在怼室友刘鑫，而真凶陈世峰你了解多少？》文章中公布了凶手的个人信息，希望大众更加关注法律对凶手的制裁。
但在民众的情绪还未平复的情况下，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呼吁无疑是苍白的、无力的，难免遭到斥责。有网友认为媒体有偏袒刘鑫的嫌疑，是在为刘鑫洗白。新京报等媒体这种逆舆论大势的行为反而让民众更加愤怒，“刘鑫一家的所作所为在侵犯人类人性的善良，就是道德犯罪，这种罪恶无法被原谅。竟然还有人试图用法理来为刘鑫辩护，她和她的家人的恶甚至不比杀人凶手少，她践踏人性和道德，罪大恶极！”
这是自媒体出现带来的巨变，且传统媒体的发言正在日甚一日地失去影响力，一个事件出现，不管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都想在第一时间发出报道以吸引读者。但是当情绪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时，我们看到的只是事件的表象，就如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罗一笑事件”,剧情转变跌宕起伏，从最初接力转发刷爆朋友圈，到被质疑炒作和诈捐，再到被指重男轻女，最后其女罗一笑因病去世，罗尔捐献女儿遗体，舆论几经反转。虽然最后曝出罗尔女儿的医疗费并没有他所说的那么多，他的名下有好几套房产时，但网友们的注意力仍然在自己的情绪中，同情和善良变成了唾骂和指责，也没有人关心那个女孩是否已然平安。
在后真相时代，假新闻和反转新闻成为其异化的产物，各种论调、各种情绪充斥其间。情感共鸣可以淹没事件真相，情绪宣泄可以代替理性思考，也有意无意地遮盖了事件的真相，人们判断事件的标准不是依据事实，而是选择他们愿意相信的、更倾向于让他发生的东西作为“事实”，然后妄加揣测。这个情绪扩张的过程是意见领袖们的有意为之，是乌合之众们情绪化回应，也是媒体职责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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