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迈，《重逢是首歌》等一系列有关基层民警题材的作者，在接受《高墙警事》编辑部采访时他这样描述大众对监狱的看法：“监狱，在老百姓眼中是个神秘的地方。一般情况下，老百姓对监狱的认识，还停留在’高墙电网’‘军事管理’等传统影响上。”警察的身份让王昭迈比普通人更清楚监狱的环境、管理方法，因此在设想和现实两者的碰撞中，他选择为真实的监狱发声。
监狱不再是孤岛
“监狱的生活作息是这样的，早晨起床，洗漱，早餐，劳动，午饭午休，劳动，晚七点看新闻，接受教育，洗澡洗漱，晚九点熄灯。”知乎上的网友在参观监狱后做出了这样的总结。和阴森潮湿、虫鼠遍布的刻板印象相比，监狱更像是学校。
其实不止在中国，外国的监狱也大都是这样的体制化管理，囚犯的生活受到严格管理。这是因为在许多人生管理类书籍中，普遍都写上了“更高、更严苛的管理方法能让人提高效率、适应社会、提高思想觉悟”的观点。这也是监狱出于让囚犯改正错误、走进社会的人道考虑。
但是以前囚犯们在监狱接受改造，由于需要将以前的错误思想进行转换，灌输更多的是思想教育，让服刑人员从源头断绝犯错机会。而在新闻资讯方面，管理层并没有给予一定重视，像看新闻、读报纸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囚犯对外面世界的渴望，他们心里的想法却无处可诉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随时间推移这样的情况造成的心理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不利于囚犯的身心发展。
对于关押和拯救两者，监狱管理一直在找寻平衡点。
用华美辞藻点缀的文章、一封封信在绿皮箱被取出，充斥着文学气息与风趣生活影子的场景，原本只会出现在邮局，但是它却真实地出现在了上海市提篮桥监狱中——《提篮桥监狱报》《大墙内外》《新荷》诗刊、新岸广播台。这“两报一刊一台”，从1981年开始就陆续给提篮桥监狱里的囚犯们带去了属于文学、讯息的关怀。对于媒介，提篮桥监狱正在建设并将长久建设囚犯们对外的交流通道。
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媒介建设在监狱与媒介中同时顾及了双方，通过结合服刑人员心理需求、日常动态去制作对口广播，给其窗口去展现文学素养、吐露心声，了解足够的社会信息、而不至于让监狱和外部社会断开联系。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主席就说：“我们的监狱不是过去的监狱，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也是工厂，或是农场。”为近现代的监狱改革指明了发展方向。中国的监狱制度已实施了超过半个世纪，封闭的监狱与开放的社会之间的矛盾一直都是监狱管理着力点之一。而上海提篮桥监狱的“传媒圈”的成功案例让各地监狱又在与媒介的融合上学习了管理经验。为了让服刑人员初入监狱时不会产生极强的排异心理，监狱里多了绿萝，多了角落书架如今囚犯们在监狱中也能观看电视、阅读书籍杂志、在报纸上关注社会变化，在一些地方监狱中还开展了新闻课程的学习，有电子阅览室，看教育片。服刑人员和外界联系的主要方式有通信，亲情电话和亲情会见，监狱方面就是希望能借助这样的交流方式让囚犯感觉仍身处社会中。在愈来愈多的信息传入监狱的同时，囚犯的个人想法也通过媒介得以传输出去，和家人交谈，燃起对未来的希望。
王昭迈的小说《好雨知时节》故事是有原型的，多年前发生在河北省一个基层监狱，民警利用业余时间帮助罪犯寻亲，仅仅靠一张嘴去询问各种信息。那时的监狱媒介正处于起步阶段，国家生产水平不高，广播都是难得一见的宝贝，监狱里的消息传播范围就在周边地区。但随着电视、电脑互联网、多媒体的发展以及共景监狱的出现，所谓共景监狱，是福柯的全景监狱理论的延伸，它是一种围观结构，是众人对个体展开的集体凝视和控制，像现代的体育场。所以监狱消息的进出硬件性和理论性问题都不再是其与社会交流的阻碍了。
现在，因为监狱媒介的从无到有，再到“百花齐放”。监狱早已在一个信息闭塞的环境下搭建起了对外桥梁，不再是汪洋中一座孤岛。
开放下的限制
尽管开设了媒介通道，监狱仍然处处是限制。
一位有着多年去不同监管所探望朋友经历的网友说：“监狱，不仅存在于四面高墙之内，也是每个人心中无法释怀的那个围墙。”其实随着社会资讯传播速度提高和涉及范围变广，加之在网上监狱内部环境的图片被曝光，人们对监狱的认识有了全新的见解，不再那么的主观。对于那些罪行不重、态度好、愿意积极改错的囚犯，社会大众也逐渐变得接纳他们。
社会限制因素是其次，其实制度方面才是重点。国家-刑罚、社会-矫正、市场-生产的监狱三元治理模式在各地监狱施行，三管齐下，监狱信息从源头到传播都会被层层过滤。
如同斯蒂芬·金在世纪小说《肖申克的救赎》中写道：“事实上亲友寄到监狱的包裹一律都会打开检查，然后登记到清单上。”现实的监狱生活中，服刑人员不论是接收还是外传的信息都会在运送过程中收到预警的严格管理，如果出现不合格的信息，管理层将会追究到底，将源头罪恶一网打尽。在如育新网的监狱内网上可以观看一部分电影、电视，甚至可以网购，但前提是这些操作都得在内网上进行，并由省局接收到信息后统一配送。在内网上，服刑人员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管理层监视，以防囚犯发挥互联网遍布四处的性能继续进行违法行为。
这样的情况在世界各国都屡见不鲜：美国监狱定期进行人身搜查和监舍搜查，不准出现任何违禁品，包含违禁品的内容自然也被处理；英国罪犯每四周可接受一次探监，发出的信息中不得拥有反社会言论……
我国监狱里的“违禁信息”大致分为以下这几类：枪支弹药、货币证券、鸦片大麻、管制刀具和反动淫秽宣传制品，有关分裂独立、恶劣蓄意抨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邪教组织等反国家反社会的策动信息一向是“高度集中点”。而那些积极向上、对监狱、对社会有着建设性意见的言论会被管理层根据价值的轻重向上级汇报，征求下一步工作的变化方向。在智能时代的快速发展下，民众在交流上有了更多的选择、更便捷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囚犯可借助的媒介增多，因为监狱同时也与时俱进，许多地方的监狱都开通了“大数据”模式，能在更繁杂的情况下对囚犯的信息通道铺设“栏具”，保证进入进出的信息不会对囚犯和社会造成消极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监狱中对信息的限制可见一斑，同时这也是监狱对社会变革的妥协，在开放中也要把握住度。
惩罚与矫正
在监狱里接受改造的人，或轻或重都触碰到了法律的底线：他们有的做了点偷鸡摸狗的小动作，有的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对他们而言，在监狱的日子里，教育是最主要的任务。但是在教育的过程中，服刑人员所接受的信息都是层层筛选过的。
网上曾有一篇针对“为什么不给监狱犯人使用手机的权利”这一问题进行解释的文章，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罪犯使用手机的行为，与监狱管理的原则和理念相违背。监狱对罪犯实施管理，实际上就是机关执行国家权力的过程，根本目的是维护和保障组织的秩序。因此对罪犯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必要的管理，是法律对整个社会平稳运行的合理限制，并且这样的措施也符合国际公约法则，
有在监狱里工作了许多年的老狱警透露，像手机这样的智能工具早几年时常有人带入监狱，最初是罪犯自己为了缓解思念亲人的孤独苦闷，因为监狱安排的亲情电话定期一次且时间有限，所以不少罪犯就对手机这样能联系外界的媒介起了心思，后来愈来愈多的媒介通过不法渠道进入了监狱。但随之而来的最多的就是诈骗事件：牡丹江监狱一犯人张钧波狱中用手机网恋诈骗黑龙江女子共340万余元；在内蒙古，23岁的通辽奈曼旗男子刘凯冒充公安局长、监狱狱警、公安局局长侄子等身份诈骗他人钱款近200万元。这样的情况在监狱对媒介管理严格后就少了很多。在监管的同时少了许多充满诱惑性的因素，罪犯在接受相关教育的时候可以更专注。
各国在监狱方面的经费支出总是居高不下的原因也在此。美国有11个州花在监狱和拘留所的钱超过高等教育的花销，自1986年以来，美国投入监狱的经费飙升了141%，至今每年还继续投入超过300亿美元进行监狱的运营和维护；近年中国政府在监狱上的花费也是水涨船高。这些钱一部分用于监狱建设，更多的则是为监狱的教育改化工作“做贡献”。限制信息也是教育工作顺利开展必不可少的因素。
监狱有针对性的展开职业培训、文化教育、反酗酒、反吸毒、反暴力等内容的教育，进行信息限制，再加上后期教育，最大程度激发囚犯的人性，为他们将来谋生打下基础。
进行媒介信息限制，辅以教育手段，达到罪犯自救的目标，这是各地监狱正在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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