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声尽头
岳麓山的枫叶染红第七次时，我在文学院老钟楼撞见了二十年前的月光。青铜钟摆悬在藻井深处，裂纹里凝结着经年的铜绿，像极了中文系老教授们批改论文时眉间凝结的霜色。
那是大四的最后一个雨夜。我抱着毕业论文缩在钟楼值班室改校样，突然听见铁链拖地的声响。守钟人陈伯踩着八仙桌，用鬃毛刷擦拭钟体上“国立师范学院”的铭文。“这口钟啊，”他敲了敲锈迹斑斑的钟钮，“1938年逃难时，师生们轮流用脊背驮着它翻雪峰山。”
我伸手触碰冰凉的钟身，突然触到凹凸的纹路。手电筒光柱扫过，发现铭文缝隙里嵌着半枚青天白日徽章，边缘残留着暗褐色的血渍。陈伯的咳嗽声在雨夜里格外清晰：“当年有个学生为护钟挨了枪子，血浸透三寸厚的钟漆，至今还能刮出磷火。”
梅雨季总在毕业季如期而至。我常看见新生们挤在自卑亭前合影，他们校服第二颗纽扣的位置都别着青铜校徽，阳光下泛着和老钟同样的幽光。中文系学妹蹲在荷花池边临摹《麓山雅集图》，狼毫尖蘸着取自湘江的赭石色，却总也描不出飞檐上那抹历经烽火的铜绿。
深秋的某个黄昏，我在古籍库撞见奇异的场景。李教授带着研究生在修复1947年的《湖南师院年鉴》，泛黄的纸页间夹着半片枫叶标本。当她用镊子夹起某页烧焦的残页时，忽然有暗香浮动——那是1946年湘江边的桂花香，混着战时重庆带来的樟脑气息。
“看这处批注。”李教授指向某位教授手写的《庄子》讲义，钢笔字迹旁洇着咖啡渍，“当年武大西迁的教授们，用咖啡渣养墨防虫蛀。”窗外暮色漫过自卑亭的鸱吻，修复台上的台灯将他们的影子投在民国年间的青砖墙上，恍若新旧两个时代的学者正在对坐论道。
平安夜那晚，我在钟楼撞见跨时空的对话。陈伯带着新来的志愿者调试钟声，老式发条转动时发出吱呀声响，与手机里播放的电子钟报时声在藻井里交织成复调。当十二声钟响撞碎夜空时，我看见1949级的老校友在玻璃展柜前驻足——他胸前的校徽边缘已经磨损，却固执地别在中山装第二颗纽扣的位置。
毕业典礼当天，我在群贤楼顶层找到陈伯。他正在给铜钟系红绸带，动作轻柔得像在给襁褓中的婴孩裹襁褓。“最后一声钟响该由你来敲。”他颤巍巍递来黄铜木槌，锤柄上深浅不一的凹痕里嵌着历代敲钟人的指纹。
当钟声漫过湘江时，我看见民国三十七年的学子们正从印刷厂搬运《国立师范学院学报》，铅字油墨的香气混着新鲜出炉的桂花糕飘向岳麓山。而此刻的无人机编队在钟声里掠过自卑亭，将十万朵电子烟花投映在图书馆的玻璃幕墙上，每朵烟花绽放时都闪现着历年毕业生的毕业照。
暮色四合时，我摸到校徽背面有凹凸的刻痕。借着路灯细看，发现是极小的篆体字——“钟声所至，文脉不绝”。陈伯不知何时站在身后，他布满老年斑的手正抚摸着1938年的校钟铭文：“你们这代人不用驮着钟逃难了，但钟声会替你们记住所有该记住的。”
此刻我坐在开往北站的磁悬浮列车上，耳机里循环着钟楼的白噪音。那些在图书馆与湘江之间往返的晨昏，那些与青铜器对话的深夜，此刻都化作车窗外飞驰而过的光影。当最后一声钟响沉入地壳深处时，我忽然明白：所谓母校，不过是座永恒的摆渡站，我们带着青铜的烙印走向远方，而钟声永远停驻在钟楼藻井里，等待下一个年轻的脊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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