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曾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宣扬尊君崇道，为什么几千年来还是有那么多人造反？接触历史很久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的问题，属实惭愧。于是我含糊其辞，没头没尾的应付了过去。过后的几天里一直在反省自己，着迷于欣赏历史上独特的人格，即便是亡国之君徽宗赵佶、后主李煜，我也愿将他们称为中国亦或者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灵魂。却愈发的忘记了思考。品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我似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一千多年来，儒家贯通融合佛、道、阴阳百家，其忠君思想更是有增无减，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早在西汉，统治者就已经把儒家作为治国思想，于是他们便要求儒家发挥其思想渗透的作用，忠君忠君，简单来讲就是告诉平民百姓莫要造反。有效果否？有！西汉末王莽篡政，各地义军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纷纷举兵，终造就光武帝刘秀这样的一代明主。于是乎，后来的大部分造反者都长了记性，东汉末年的曹操、大唐的安禄山、成祖朱棣等等，都喊着“清君侧”的口号造了反，我们可以毫不吝啬的称他们为“英明的造反者”、“早期的造反有理者”。除了被造反者清楚的认识到他们会覆灭之外，广大的民众依然被所谓的忠君思想细微的影响着，他们相信朝中的奸佞正在腐蚀他们的君主，“清君侧”是场义举。所以造反者便多多少少从追随者、普通百姓那里获取了支持。但纵观历史，又有几位“清君侧”的成功者完完整整的归还了权力呢？这是一场蓄意已久的阴谋！事成之后，民众再难反对他们，若有方孝孺那样的志士，也不过得了个杀头的结果。由此看来，所谓的忠君也不过是个噱头。在绝对的利益面前，儒家的道德规范毫不犹豫的被排在了最后。
再着眼于明万历这一朝，历经四十八年，万历可谓过足了舒坦日子，父亲隆庆皇帝给他取名“朱翊钧”取“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之意，然这位皇帝显然辜负了父亲的期望，二十八年不上朝，但国家仍然正常运转，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所谓时势造英雄，国家运转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皇帝不在朝的二十八年里，东南倭患、吏治腐败、民众怨声载道时时危及着这个已经存在二百多年的朱家王朝。他应该庆幸，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这样一批人存在于他的王朝。中央政府里，两位内阁大学士先后施行各项政令拼死挽救岌岌可危的王朝，东南边境，戚家军英勇破敌，誓要“提携玉龙为君死”。这虽是忠君的典范，但也不见得是件好事，毕竟你如此想，皇帝不如此认为。张居正死后被皇帝没收所有家产，暴尸荒野，原因竟是他在皇帝幼年的时候对皇帝管束太严，引起了皇帝的不满，要知道，他除了是先帝托付重臣以外，还有一个身份，那便是皇帝的老师。学生抄了老师的家，古往今来，哪有这样的道理。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古代政治中所谓的道德，实在卑微。
伴随种种精神求索的阵痛，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系里，所谓道德，永远只是权力的附属品。要谈道德标准如何，要看皇帝（当权者）如何说，它永远排在律法、权威之后，称之为“工具”也不为过。统治者们违背了往圣们的意愿，欺骗了民众。皇权至上才是古代政治所追求的真理。如此，要以道德谈政治实在是不切实际的。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讲“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未有“把权力关进道德笼子里”，道德是主动规范自我，非被动要求自我，我们在时时警惕人性阴暗的一面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到它会冲破道德的束缚，于是政治家要求“依法治国”而不是“依道德治国”。有关道德的作用，我可以将它放在法律之前，用来压制人内心那些“不体面”的想法，但我们不能任意夸大，毕竟道德非万能，当面临巨大的物质或者精神诱惑时，或许它会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正如彼时的万历皇帝一样，他必定知道史官会在史书上写他如何如何荒唐，如何如何忘恩负义，但他不在乎，将张居正掘坟抄家，令他久久压抑的灰色人性得到了良久的释放，任你怎样批判，现世的我是不变的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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