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关乎世道之清浊，态度之醉醒的人生之辩中，屈子和渔父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为人之道：屈子满怀一腔热血，不愿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和光同尘；渔父胸怀大器之容，不作深思高举之态，淈泥而扬波，哺糟而歠醨，与世浮沉。我想，在这个新时代，我能够做一个俗而不隐，张弛有度的人，不持有“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妄想，不舍弃“一任喧嚣绕四邻”的自由，但也不能缺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时代锐气。
凛然正气的屈子身处那个万马齐喑的乱世，他居庙堂之高，受“謇朝谇而夕替”之罪，处江湖之远，望“民生之多艰”之苦。因怀有一颗济世救民的心，他能感常人所不能感，抒常人所不敢抒，立志做浊世之中的一股清流，奈何浊世唯他清，奈何醉人只他醒。而不幸的是，他的高洁傲岸最后招致“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这么一场弹劾他的政治乱斗。屈子，这么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在这乱世之中，最后投身于汨罗江，将这孑然一身正气与汨罗江水相融，可悲可叹，令人唏嘘不已。
我们不经感叹，这样值得吗？在君主面前尽心尽力，为其推行美政，直言相谏，尽到了臣子之责；不与奸佞之臣为伍，洁身自好，做到了臣子之忠。为何这样的忠正之士落得个身投汨罗的悲惨下场？但他死后他的人生价值实现了吗？显然没有。这样看来，似乎屈子的清高和悲愤赴死似乎有点愚蠢，而且看不到有价值之处。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尚且不知，屈子死后民间以粽子相投以慰屈子在天之灵，百姓心里得到了莫大的温暖；我们尚且不知，屈子的爱国精神在后世多被得到歌颂，中国人民的心里得到莫大的激励；我们尚且不知，屈子的爱国诗歌流芳百世，屈子的爱国魂英存千里，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构筑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屈子不这样做，而是与世同流合污，蒙蔽君王，涂炭生灵，小人更加猖狂，楚国黎民百姓更加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么这样一个腐朽的朝代将更快地沉沦下去；而屈子不惜舍生取义，况且也为楚国带来了短暂的生机，为黎民百姓带来了一丝安慰，甚至给了奸佞之臣一丝警醒，那么从这个意义来说，屈子的作为又似乎是值得的。
其实，何人不想在仕途上有一群志同道合的道友呢？何人又不想得到君主和同僚们在政治主张上的支持呢？屈子又何尝不是这样？可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小人岂能和君子同舟？何谈共济呢？
其实，屈子值得但遗憾，屈子应遗憾生不逢时，若屈子诞生于光明盛世，又何来该醉该醒，该清该浊的选择呢？错不在屈子，而在时代。在乱世之中挺身而出的人，不成为英雄，就成为烈士，何悲！何哀！
或许，在那么一刹那，屈子也想成为渔父吧！毕竟，谁不想要自由和恣肆呢？可谁能说屈原少智呢，他殊不知与世沉浮或许能让他或许更好的仕途？可是，那不是他想要的。何悲！何哀！
或许乱世更需要屈子这样有为的人挺身而出。
而我们真该为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感到幸运和感恩，这清明盛世正是屈子心中的美政啊！这人民安乐，生活和乐正是屈子的政治梦想啊！身处这样一个时代，万类霜天竞自由，千帆竞发争前头，何不做一个俗而不隐，张弛有度的人！既不受过多的束缚，也不做庸碌无为之人，毕竟一个盛世中国需要每一个人来创造和维持，也不能受冷眼旁观之人的腐蚀。
学《渔父》，我们该学渔父的超然智慧，更该学屈子的无畏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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