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时期重道抑佛政策

二、唐玄宗的三教政策 （1）早期崇道、限佛  道教：早年的痛苦生活和受睿宗信道的影响,使他对道家思想产生兴趣,再加上夺权过程中曾得到韩礼、冯道力、刘承祖、王据等道士的帮助,所以倾心道教。唐玄宗前期大力宣扬道家清静无为思想,提倡节俭,促进道教的发展,形成了唐代道教的全盛时期。但当时玄宗崇道而不信道。开元十三年他曾说“仙者凭虚之说,联所不取”。  佛教：开元十九年颁布《断书经及铸佛像教》等诏令，禁止新建佛寺，民间铸像写经等，以降低佛教地位,开元三年,在《玄元皇帝赞》一文中明确道教在儒，佛之上。此时已打破了武则天“释在道法之上”,恢复了太宗“道在佛之上”的旧制。 （2）中期崇道与佞道同存、限佛与扶佛并存、升儒 开元年间“贞观之风,一朝复振”，在这种背景下,充满文化自信,可以容纳各类意识形态。  道教，唐玄宗曾说“道释二门,皆为圣教,理在尊崇。”开元九年,玄宗将道士司马承祯迎入宫中,亲自接受法篆。开元十年前后,明显偏向道教，并在两京及诸州设置道庙,还令人学习《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  佛教，玄宗初年有各种限佛措施,之后持续实施。但是,玄宗对佛教的抑制逐渐放宽,并积极地加以利用。但是当时国家强大,天下太平,中外文化交流活跃,佛教的发展极盛,这在开元后期更加明显。他积极调合儒佛道三教,并在开元二十三年,命诸学士和道僧们共同讨论三教之异同。  儒教，玄宗与高宗，武后时期相比,更重视儒学的教化治世功能,置集贤院,召集学者校选,后又设置丽正书院,招集文儒之士,修书，侍讲。玄宗时期采取的一系列尊师、兴学的重儒政策,使儒学特有的治国安邦功能得到了发挥,衰弱的儒学发展形势好转，儒学再现繁荣之势。   （3）后期佞道 由于“开元盛世”的繁荣局面，玄宗逐渐居功自傲,对道教的重视也由利用道家治国转变为佞道。742年玄宗采用新年号天宝,具有道教的涵义，后遁逃蜀中,面对国破家离,社会混乱,并未积极组织抗击叛军,而是乞怜于太上老君的庇护。 步虚声韵是道教经韵之一，是道教斋仪时，道众旋绕坛场时虚声诵唱的韵腔。 三、禅宗：佛教的融合。 儒、释、道三教都从迎合大一统政治的需要以及自身发展出发,倡导三教融合。唐代佛教宗派不断创立,同时也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和挑战一方面域外佛教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依然存在,如尊奉佛祖与维护帝王、圣贤权威的矛盾、出家与孝亲孰是孰非等；另一方面佛教经典日趋繁琐,渐衍为经师之学,易导致学佛者舍本逐末,无所适从。而惠能高僧顺应时代的趋势,创立了禅宗南宗,积极吸收本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并与本土传统文化相碰撞相融合,引导人们进入一个新的佛学领域。这里我以佛教为例，简述它的具体的融合特征。 首先，禅宗的顿悟见性与中国文化的修心养性的传统遥相呼应。《坛经》有云“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我此法门,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心里有佛就行，不一定要拘泥于出家这一形式。传统佛教重视诵读经文,惠能高僧则认为佛经只是一种启迪人们悟性的工具,而关键在于人自身觉悟,识心见性。他还提出“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这样一来念经绝非必要,甚至可以“不假文字”,彻底抛开经典。而儒家思孟学派专以心性论见长,孟子也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的名言。《大学》则有“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后而能虑,虑后而能得”的修养之道。这两者是有相似之处的。 其次，禅宗倡导的出世与入世圆融一体的生存方式,与儒家的人生理想较为一致“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转衰的标志,地方藩镇称雄,内廷宦官干政,外朝“朋党”相争。士大夫的仕途及身家性命都面临着不可预测的风险,儒生求取功名的传统道路也因政治昏乱平添诸多阻碍。各阶层人士也因政治、战事、割据等引起的社会震荡而对前途及命运产生危机感。禅宗所倡的简易成佛方法则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心理安慰。人人具有佛性,因而世人是平等的可以不出家,不读经,其“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思想，也使的儒士及士大夫在失意之余可在禅学中寄托心志,与禅僧谈苦论空,不失为一种精神解脱方法。即便是穷奢极欲的名门豪富,也可通过极便捷方式“修心”“见性”,立地成佛,求得心理平衡。禅宗调和了佛教出世与中国文化入世精神的矛盾。不仅没有否定人的现实生活,还宣扬了“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以及广结善缘等思想,以适应中国文化中的重人伦、重礼教的伦理精神。 革新后的佛教浸润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其“明心见性”、“道由心悟”的观点,使原本主张“出世”的佛教开始面向人生,带有“入世”色彩，之后佛教也日益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喜爱,唐宋以后的文人士大夫多与禅宗结下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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