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隔离转运问题”看基层疫情治理问题 9月18日上午，四川达州隔离群众长时间滞留转运车，引起群众强烈不满。期间，车上群众身着隔离服，戴口罩和手套；车窗、车门紧闭，没有空调。该车滞留时间大概为七个小时，群众——存在小孩和老年人，不被允许下车，没有吃食，无人管理，最后只得拍打门窗，大声呼喊求助。而这只是当前隔离转运问题的一个缩影。此事引起关注后，不少网友也表示其他地方也存在转运滞留问题。18日凌晨，贵州隔离转运客车侧翻的重大事故更是让人们痛心。 新冠疫情最早在2019年12月19日出现，难以想象，两年多已经过去，而我国基层疫情治理却还难以摆脱如此低级严重的问题。该事固然与部分相关人员有关。他们未能尽心履行职责，全心全意做好人民工作，导致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受到侵犯。毫无疑问，这部分人应当被严肃追责，给人民一个交代。但除此之外，基层疫情治理机制是否存在问题呢？我的观点是肯定的。 基层作为当下疫情治理的“末梢”，承担着巨大的防疫责任。其地位带来的“责任”与实际上所拥有的“权力”不相匹配。在目前我国抗击新冠疫情仍然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不仅要求保民生，而且追求经济稳定。从中央到地方，再从地方到基层，政策方针经由至上而下的传递到达基层。基层要遵从防疫的大方针，并将其转化为具体的举措落实。这表明基层既要服从上层的安排命令，接受层层累积下来的巨大责任和压力，又要沟通并组织好相关的对接人员和人民群众。虽然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基层已经获得了更大的自主处理权和自由裁量权，但其依旧是有限的。基层毕竟是处于我国政治体系的最底端，大多数的行为做法取决于上一级的决策。在领导的严正指令下，它行动的原则不可避免地局限在上一级指令范围内。于是便导致了“实权依旧上浮，基层只有做事的权力”。面对上层的“圣旨”，基层没有提出异议的权力；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基层缺乏变通处理的空间。 如今，中国国内疫情处在反弹时期。全国多地出现了阳性病例。人民的平稳期盼和社会正常发展对此次疫情平复提出要求。风险地，如达州和贵州，必须承受住社会的期待与上层的任务压力。突然而至的疫情和指标让地方措手不及，地方被要求短时间应对好疫情。于是，沉重的，同时追求效率与速度的任务安排到基层。达州和贵州迅速组织涉疫人员向隔离点转运，至于贵州为何选择遥远的地方转运，这其中是否有“物理清零”的考虑就不得而知了。但基层为了及时完成上层指标，忽视了是否准备就绪和群众利益的问题，未考虑完备就组织人民进行隔离转运——连最基础的沟通工作和安全考虑都没做好，最终造成了长时间滞留和侵害人民生命安全的严重事故。这岂不是得不偿失？ 基层人员参差不齐的治理能力与可调动的有限资源提升了疫情治理的艰难性。一方面，基层工作人员学历水平、治理经验、个人魄力等的硬件软件能力各有差异。疫情突然的来势汹汹提出了人员配置带来了更高的要求，而这无法瞬间实现。另一方面，处于末端的基层可调动、能调动的资源有限。面对疫情，基层很容易出现人员不足、物资不够、医疗条件缺乏等的问题。我们认为，基层必须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在疫情的考验下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创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在实际中，不少基层其实力不从心，深感无奈。软件和硬件能力的提升很难做到飞速性的应急提升。. 达州当地缺乏足够的隔离点，需要把群众转运至大竹。上层的清零要求和命令让基层焦头难额，对于转运，基层匆忙通知组织涉疫人员。人员不足和分配失误使得转发人员被忽略，竟7个小时无人理会。沟通协调上的不足造成服务保障放缺失。第一、二批隔离群众均按时抵达就，而第三批却出现了“囚笼”的意外。不仅是达州，其它各地基层也出现了转运滞留的问题，有的还存在转运对接未接洽好的现象。基层人员能力、资源有限，对于上层下发的要求只得遵从，匆忙实施却难以保证效率。 “一刀切”且具有强制力的隔离转运浪费资源，并迫使人民做好“被管理”的角色。基层受到的巨大行政压力往往被传递到人民群众。基层采取严格但不一定科学的方式进行疫情防控。为以防万一，基层尽可能隔离转运所有风险人员，无论他们是否真的可能被感染，或者有其它更简单科学的方法消除风险。当然，这其中也存在某些领导私人政绩的考虑。而群众面对基层带有强制力的通知无法做出反对，即使是面对贵州凌晨转运这样劳民不合理的决策，人微言轻又忌惮惩罚的百姓也无法拒绝。“一刀切”的基层防疫让基层需要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具有更强制而非亲善的面目。 一些特殊处理违背民主与法治精神。贵州客车侧翻事故让数个鲜活的生命流失，在痛心惋惜的同时，不经有几个疑问浮现。为什么要在凌晨转运？是谁下达了凌晨转运的决定？根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定》，长途客运车辆凌晨2时至5时停止运行或实行接驳运输。而决策者不知出何缘故，一定要在这一时期转运。凌晨本就是人疲惫事故高发的时段，司机要承受长时间工作和厚重的隔离服。这一规定制成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温顺的涉疫群众放弃夜晚休息的权力，配合政府隔离转运，却因此丢了性命。有人说，疫情下，特殊法要优于一般法，但真的可以一言以蔽之吗？在疫情的大背景下，哪些变动可以为，哪些万万不可为，行政人员应该清楚。事实上，凌晨转运的行为早早就出现了，但之前并没有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所以未引起重视。疫情给基层治理带来了乱象，而其所谓的一些特殊处理践踏了文明社会引以为傲的民主与法治精神。相关人员做出错误决策的低成本和曝光的高难度也降低的人民的期待和满意感。 近期频繁的致歉声明已让群众产生心理疲劳。对于疫情防控，基层乃至地方问题频出加大了民众对疫情下政府行为的不满和怨言。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原本就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为了抗疫，人民按下情绪上的不快，默默配合。而部分备受压力的基层缺乏条件承担重任，被没有大局观的上级领导下的基层执行不合理的政策。这将严重地挫伤人民的抗疫积极性，侵害人民的权力利益。 当前我国基层疫情治理机制还不成熟，亟需改变进步。要达到使人民满意的水平，基层需要做的有很多。这需要时间，我期盼那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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