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呐喊》《彷徨》被视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开山与高峰之作。鲁迅的革命思想随着革命形势的瞬息万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因此本文将对鲁迅在各个阶段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进行分析，从而探究鲁迅革命思想的发展变化的历程。
关键词：呐喊，彷徨，鲁迅，人物形象
从整体上看，鲁迅在《呐喊》中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也写出了这众多人物的悲剧。根据其思想的阶段性可将人物分为三类 ： “偶然惊醒却无可挽救的清醒者 ”“仍可存希望推翻铁屋子的毁坏者 ”。［1］通过对他们悲剧命运的描写，鲁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与之对立的庸众以及造成这所有现象的根源：封建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并试图唤起所有人的觉醒，以期待在中国大地上有真正的“人之子”出现。［2］
一、“感觉不到就死的悲哀的昏睡者 ”
这一时期的“昏睡者”正是鲁迅笔下的看客群体。“看与被看”是鲁迅作品中独特的人物关系，启蒙者是“被看”的独异个人，被启蒙者是看戏的庸众，众人只晓看戏的热闹却未惊觉死亡的恐惧。《药》的开篇描写了华老栓去取药的途中看到有人被处死的场景，但并未点明被处死者就是夏瑜，此时看客的状态是：“…… 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 “仿佛许多鸭”形象地描绘了看客在看戏时的丑态，而“捏住”则意味着他们在主动看戏的同时也在无意中被丧失着自我。后来当大家从康大叔的口中得知夏四奶奶的儿子夏瑜因为革命被处死时，看客的反应是：“这小东西也真不是东西……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3］
这段话中，不仅反映了看客心中根深蒂固的奴性思想，革命于他们而言并不是救他们的“药”，而是对老祖宗的不敬，也更加证实了他们是心甘情愿的被统治、被奴役的思想。前后看客的反应恰恰体现了看客失去了“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的悲哀。
在《孔乙己》中，失去了精神寄托的短衣帮则更加悲哀。孔乙己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象征着处在文化转型期的文人对传统文化的固守。文中有一处写道 ：“孔乙己便涨红了脸，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4］
由此可以看出，孔乙己之所以用“窃”代替“偷”，并不是说偷书损害了他的形象，而是触及了知识在他心中至高的地位。孔乙己完全可以去偷更值钱的东西，而不至于屡屡偷书被人家打断腿，所以孔乙己的“迂腐”不过是处于自身与时代环境的相悖下才显得格格不入。而这样的孔乙己却成为短衣帮精神世界的趣味，所以鲁迅实则是借此讽刺了短衣帮精在神世界的可悲。把孔乙己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无法掩盖精神世界的极度萎缩，而孔乙己的消失也意味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彻底陷入空虚。［5］
自私冷漠的华老栓、康大叔，愚昧无知的短衣帮以及麻木的看戏的庸众，鲁迅对典型人物的塑造揭示了国人的丑陋。社会变革推动下的思想解放已成为不可逆的趋向，鲁迅紧紧抓住这一契机势必要将人们从封建枷锁下拯救出来，此时的鲁迅坚定地认为通过“揭出病苦”还有“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希望。
二、“清醒者”——无可挽救的苦楚
资产阶级的懦弱，封建势力的强大使辛亥革命走向失败，但却间接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却在短暂高潮之后陷入低迷。觉醒的希望相继破碎，担负着启蒙重任的革命者们不得不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包括鲁迅在内的革命者们都面临着革命道路的选择问题。这一时期鲁迅笔下的人物形象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鲁迅革命思想初期更多的是探讨“看与被看”的劣性关系，“人血馒头”的存在也只是停留在现实层面的“吃与被吃”。而在这一阶段，“吃人”本质上升至精神上的“吃人”，狂人和吕纬甫都是在环境中被同化，精神被“吃掉”的典型。
狂人发现别人在吃人的同时，也相当于将自己放置于“个人”与“群体”的对立中。狂人在一步步地思考中使自己从一个受害者、控诉者变成忏悔者。当狂人发现“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时终于也明白“我未必无意中，不吃了我妹子几片肉……”［6］狂人终究逃不过“吃与被吃”的命运，在目睹“吃人”的同时发现自己竟也有了四千年的吃人履历，直至最后不得不发出最真切的呐喊 ：“救救孩子！”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在人们的思想中扎根，就凭借着“从来如此”使“被吃者”也变成“吃人的人”。而在现实中当群体以绝对的数量优势施予精神世界的绝对同化时，又有多少“狂人”能够不被“吃”呢？狂人是被动地沦为庸众，吕纬甫则是主动放弃的清醒者。［7］
鲁迅在《呐喊》的序言中说道：“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8］从狂人的被动到吕纬甫的主动更加凸显了这一时期鲁迅在革命道路上的迷茫。环境的同化、革命者的放弃，这让鲁迅不再是直接批判，而是在黑暗中摸索正确的革命道路。
三、“毁坏者”——推翻铁屋的希望
五四落潮时期，鲁迅陷入苦闷和犹豫。北京女子师大学潮对这一时期的鲁迅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校长杨荫榆不准学生参加悼念孙中山的活动，使这场反抗上升至政治高度，而教育部却派出多名军警，雇佣流氓殴打学生，这使鲁迅极为愤怒。在这之前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以狼狈的方式离开自己苦心经营的家，这对又有着浓厚的家庭观念的鲁迅同样是巨大的打击。外部革命环境的恶化和家庭的破裂让鲁迅彻底绝望，其笔下的魏连殳便是其此时心境最直接的体现。
鲁迅将魏连殳的温情消解，使其彻底成为一个自我戕害的孤独者。祖母和孩子分别是魏连殳心中的归属和希望。但是在小说开篇却是为祖母送殓，祖母和魏连殳没有血缘关系，这就意味着仅存的名义上的“家人”也逝去了，祖母的逝去使魏连殳被心灵深层的孤独笼罩着，一向冷漠的魏连殳“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悲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9］祖母的逝去是对魏连殳归属感的解构。但此时的魏连殳还有希望，他对孩子的态度总是
格外的热情。当他见到孩子们的时候，眼里“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孩子在魏连殳心中“是好的，全是天真的”，但是后来当其彻底被现实打败后，孩子们竟然也对其避之不及，甚至连他的花生米都不吃了。孩子被环境同化后也将其视为异类，这是对魏连殳希望的解构。为了生存，魏连殳决定从“独异个人”沦为庸众，这是魏连殳对孤独的反抗，同时也是其死亡的象征。正如魏连殳给“我”的信中写的那样：“我已经失败了——然而我胜利了。”［10］精神上的他已经死了，现实中的他也必将因为背叛自己的精神而离去，魏连殳死后“在不妥帖的衣冠中”接受着最讨厌的一类人的拜别，以一种绝望讽刺的方式向现实屈服。［11］
在《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我”与两位主人公既不是多年深交的密友，也不是有着共同境遇的知音，“我”见证了吕纬甫的放弃和魏连殳的妥协，却也推动着“我”这一类革命者重新燃起革命的希望。从文章的结尾处来看，“我”与吕纬甫和魏连殳的分别令“我”感到轻松。《在酒楼上》的结尾 ：“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是觉得很爽快……”吕纬甫的遭遇令人惋惜，但是听完吕纬甫的倾诉，面对寒风和雪片的“我”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孤独者》中的结尾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的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这两处的“我”是轻松的，有两层意味 ：一是同为革命者，“我”无法理解他们在革命道路上的选择，但是“我”却更加明确了自己的革命方向，另一层则象征着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者终于冲破黑暗，彻底清醒。
鲁迅笔下的“我”只是一个旁观者、讲述者、见证者，但是却蕴含着鲁迅极为深刻的自我观照色彩，“我”是鲁迅在革命道路上完成自我破壁，走向成熟，重塑革命观的象征。所以《彷徨》并不代表鲁迅先生放弃革命，放弃反抗，而是在超脱革命本身寻求真正的革命道路。直至最后，“我”前进的方向正是鲁迅在今后的革命道路上继续为之奋斗的方向。［12］
从《呐喊》到《彷徨》完整地体现了鲁迅先生的革命思想的变化。从最初的揭露讽刺批判到后期的打破重塑，重新建构，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逐渐丰满，鲁迅先生的革命思想也从稚嫩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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