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法国大革命”，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不陌生，高中的历史教材早已告诉过我们法国大革命的起因经过结果。人们赋予了法国大革命十分重要的意义：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君主专制统治，传播了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革命，它摧毁了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此后的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因此具有世界意义；法国大革命创建了中央集权制度，推翻了贵族阶级……而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却告诉我们，事实不是或者不完全是这样。
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会爆发？大多数人认为，甚至高中历史课本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法国大革命前夕，国王独裁专制、政治腐败、苛捐杂税、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人们终于忍受不了专制统治的压迫，最终联合起来反抗专制统治。仿佛完美的应证了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可事实并非如此，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经济繁荣、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其繁荣的速度几乎没有哪一个时期可以与之媲美。这一时期，法兰西社会开始了富裕和全面发展，法国大革命爆发在压迫、专制并没有那么严重的区域。而正是在这样一个与人们的常识相背离的情况下，法国大革命“出人意料”的爆发了。这也正是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繁荣加速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如果经济没有得到发展，或者说路易十六没有开始行政改革，农民依然没有土地、仍然处在被压迫中，人们也许并不会有反抗意识。因为他们早已麻木，他们认为这种压迫是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或者说，他们早已习惯压迫甚至并不觉得自己在被压迫。可一旦开始改革，人们一旦开始尝到“平等”和“民主”的滋味，他们就变得敏感和不淡定了。这无异于是赤裸裸的告诉广大下层阶级的人们：“愚昧无知的人们，你们正在被我们剥削、被我们统治呢！”被废除或者已经被改革的制度、弊端也使人们发现了更多的制度弊端，农民们越来越发现自己没有丝毫权利、越来越发现自己原来处处都在被上层阶级压迫着。与此同时中世纪的启蒙运动为法国带来了提供了一场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盛宴，天赋人权、君主立宪、三权分立、主权在民等思想应运而生，并且日益深入人心，这些思想几乎影响着每一个法国公民。人们开始对任何压迫和不平等变得无法忍耐，一旦有不如意的地方他们就会变得异常愤怒。
除此之外，旧制度下政治制度的腐败和社会各阶级的分崩离析也使得法国大革命必然爆发。14世纪的法国社会里，资产阶级和贵族还是在和平的相处，他们“共同管理事务”“共同抵御灾难”。但是随着领地统治逐渐瓦解，贵族逐渐丧失政治权力，他们不需要那些辅助他们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了。丧失政治权力的同时，贵族却拥有了许多不曾有过的特权，如免税特权，这也是最让人们不满的一个特权。拿军役税来说吧，起初，军役税的份额并不大，可随着国王的挥霍无度和对外战争，国家开支日益增大，税额也日益增大，从查理七世到路易十六，税额从120里佛增长到了8000里佛。不同名目和形式的税也都被化作了军役税，贵族以外的阶级所承担的赋税愈发庞大，这无疑使贵族的免税特权变得格外刺眼。税额的不同仿佛一条巨大的沟鸿摆在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时时刻刻提醒着他们的身份之别，资产阶级和贵族又怎么可能在好好的坐在一起共同商议呢？资产阶级和贵族就这样变得不可调和。资产阶级和下层民众之间亦是如此，在城里资产者有的是办法减轻甚至免除军役税的压力，于是大量的资产者纷纷撇下农民们去往了城市，想要逃脱军役税这个沉重的负担。远离土地，资产者的愿望早已变成了在政府里某个一官半职，资产阶级变成了“伪贵族”，他们也拥有了免税的权力，他们变得与贫困的农民阶级不一样了，农民彻底被抛弃了。日益增长的税务负担全部落到了农民的头上，农民怎能不愤怒？各阶层之间分崩离析，谁也看不上谁，他们各自为政，彼此仇视，国家早已丧失了自我管理的能力。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的革命，与人们过去认知的不一样，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以“摧毁宗教权利和削弱政治权力”为目标的。他的目的其实是“摧毁被人们成为封建制度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一种更为简单、以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他追求政治自由，渴望拥有发言的权力，可结果是自由成了“最后出现但却是第一个消失的思想”，法国大革命追求自由却只得到了平等。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与结果会产生这样的差异？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是不正规的、病态的自由。法国大革命前的贵族可以说是“一直走在前面的阶级”，尽管贵族阶级有时不得不依附于王权，但他们推翻帝制的愿望比第三等级的人们还强烈，他们厌恶独裁，厌恶王权，他们支持公民自由同时也热爱政治自由。但是他们关心的并不是普世的自由，他们觉得政府的压迫理所当然，只要压迫的不是自己，这是贵族追求的自由；教士的自由也极具局限性，天主教教士土地占有权的被剥夺教士的部分自由也被剥夺了，教士们与土地的联系被切断，除了教会的繁荣昌盛，别的一概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同贵族阶级一样鼓吹政治自由，但同时他们又顽固的依恋他们从前拥有的特权；而公民们也就是下层阶级的自由呢？他们觉得个人的自由必须得到保障，他们追求政治自由、财产自由，劳动自由，选举自由，他们迫切的希望得到自由。然而这些只是看上去的那样，实际上，他们热爱的不是自由，他们只是痛恨压迫，痛恨压迫自己的主人，他们热爱的只是自由有可能会带给他们的利益，他们并不热爱自由本身。所以一旦压迫自己的主人，即那些拥有特权的贵族和专制王权被推翻，自由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只要不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便万事大吉。贵族、教士以及第三等级追求的就是这样“并不正规并且时断时续的自由”，这种自由始终受着阶级的局限，始终与特权思想结合在一起“致使法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更不适于在已经推翻的专制制度上建立起自由与和平的法治国家”。第二，人们其实并不理解自由到底是什么。受卢梭关于人民主权思想的影响，人们认为自由就是“人民实际拥有且能够直接行使主权，所以政治自由意味着对主权的集体参与和直接行使。人民必须自己行使主权，是因为主权不可转让；主权不可转让，是因为主导主权的公意不可代表。”［1］他们渴望一个在受专制权力保护下的自由，他们把行政权和立法权结合在一起，导致国民依然被禁锢在依附关系里，自由其实是“自由的头颅，专制的四肢”。人们对自由的认识模糊不清，到了革命后更是不知道自己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我想，其实人们一开始追求的就只是平等吧，他们只是想改变自己被压迫的局面而已，他们把这种平等当成了自由。追求的自由的不正规和病态，对自由概念的认识不清，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就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结果与目的产生了偏离，人们追求自由，最终却没有得到自由，他们仅仅得到了法律上的平等而已。
“追求自由却只得到了平等”导致了一个更加严重的后果——法国大革命本想推翻封建统治，可是革命发生后，一个更加专制的社会却建立了起来。法国大革命结束后，法国的政权一直处于不断的更迭变化之中，君主专制、共和制、帝制不断更替，本以为大革命会带来和平，可是对一切旧制度的完全摧毁却带来了持续的动荡。“1794年夏天，‘热月政变’推翻了罗伯斯庇尔，恐怖统治自此逐步被拆毁。然而1795年宪法建立的督政府共和国同时受到激进革命派和反革命的威胁，陷入持续的政治动荡中。1792年建立的共和国似乎只能带来恐怖或者动荡，而共和国被认为是实践民主自由的政体，结果对共和国的厌恶自然意味着对民主自由的排斥。在督政府时期，反革命王党和激进雅各宾派试图利用政治自由通过选举等方式夺取政治权力，法国人因此对政治自由感到恐惧。托克维尔指出，在漫长革命的末期，只剩下一种强烈的政治激情，那就是恐惧。在恐惧的支配之下，法国人‘在十年来他们获取或得到的一切事物中，唯一他们愿意放弃的是自由’。在革命的后期， 他们在自由中看到的仅仅是束缚和危险”［2］这样的动荡带来的只剩下恐惧了，人们认为这一切都是自由带来的，所以他们害怕甚至厌恶自由，他们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利益，只要可以他们可以用一切来交换，包括他们大革命前所追求的自由。
他们现在只需要一个能够保护他们从革命中获得的既得利益、能够为他们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提供保障的政治，至于是不是专制与他们无关。而拿破仑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他提供给人们法律上的平等。而大革命也创造了这种平等——大革命推翻了等级制，推翻了特权阶级，推翻了不平等。农民终于摆脱了残余的领主特权和封建租税的压迫，并且成为土地所有者；在贵族特权被废除后，资产阶级以其财富、技能和知识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革命的发动者都得到了丰厚的利益和回报，他们满足了。所以当拿破仑再次以专制来统治人们时，人们又一次陷入了麻木不仁中，他们甚至还自得其乐。试问，一个对自由没有追求与期望的社会，一个麻木不仁安于现状的“平等”的社会，怎么会不陷入更加强烈的专制统治中呢？
托克维尔说：“人们也确实曾在废墟中将中央集权去找回来并将它恢复，但在他重新建立的同时，他的所有的障碍却并未复苏，因此，从刚刚推翻王权的民族的身躯之中，一个比我们历代国王所执掌的政权更为庞大、完备而专制的政权就产生了。”“他所有的障碍”指的大概就是贵族阶级吧，毕竟在大革命前专制社会里，贵族还是“一直走在前列的阶级，是当之无愧的道德领袖”，贵族的反抗对专制是最大的威胁。大革命推翻了贵族，专制也就失去了限制。
［1］ 罗轶轩.论托克维尔的政治自由观及其局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05）:90-98.
［2］ 崇明.自由革命的专制命运:托克维尔的未完成革命著述［J］.社会，2014，34（05）: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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