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理想照进现实，便在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
——题记
西方政治哲学的学习进入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就像资本主义生产对实际效益的追求一样，马基雅维利笔下的政治哲学变得更加务实起来，西方政治哲学也从应然性进入实然性，从高悬头顶的太阳下降到各种兵械战法将士火炮，从教化、善德到权力、统治。因此有人说，真正意义上的问题导向的政治科学不从亚里士多德启，而是以马基雅维利为开端。人们也不惊发现，《君主论》一书正是现实政治世界的真实写照，不免认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诸人的著作如空中楼阁，全无依凭。但其实四百多年来对马基雅维利的批评也不绝于耳，人们对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嗤之以鼻，站在道德高地攻讦、讨伐，毁多于誉。马基雅维利毕竟和古希腊的贤哲不是一个时代的人物，各有各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放下两派的争端，让我们先回到文艺复兴时代，去探访、对话一下生在伟大时代的马基雅维利。
14、15世纪，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在意大利出现，15世纪下半叶，以意大利为发源地，文艺复兴的曙光开始照亮整个欧洲，文化艺术繁荣昌盛。但是意大利的政治体制依然落后，处于封建分裂状态，并且开始遭受蛮族的统治，马基雅维利开始思考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探讨救国救民之路，作为一个希冀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爱国主义者，基于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他寄希望一个有能力的君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新君主政体，建立丰功伟业，带领意大利摆脱现状，而他自己则想成为明君的辅佐者。为施展抱负，他写作《君主论》，将半生政治外交经验凝结笔下，甚至有些“卑躬屈膝”在开头写下“上洛伦佐·梅迪奇殿下书”，其急于鞠躬尽瘁的心情让人感叹之余不免有些啼笑皆非。
全书结构精细规整，从君主国的定义、类型、获得、维持、灭亡，到军队、兵制的建立，君主的德性，最后回归意大利现状的原因、未来的解决之道，展现了以军队、法律为立国的两大基础的国家学说，文笔辛辣，直接点出惨淡的现实。
马基雅维利将政体分为君主国和共和国。君主国有两种分类方法：以是否具有传统合法性，分为具备封建世系的世袭君主国和新君主国，新君主国是指新建立一个王国或率领自己的国家殖民统治另一个王国；以统治方式划分，分为占难守易的君主—臣仆式和占易守难的君主-诸侯式，前者君主权威大，臣民基础高，后者却以诸侯奉为主子并且对诸侯有自然爱戴。
对于世袭君主国，君主即使碌碌无为、毫无创见，只需维持皇宗皇祖的制度，因为其合法性基础牢固以及臣民对其的政治回应性期望较低。对于新君主国而言，以殖民国家的政治制度分为两种方式：如是共和制，便为避免可预测的层出不穷的造反，需不留情面的屠杀原有居民，因他们在以法律为基础的自由的政治记忆根深蒂固；如是臣民具备忠于君主的政治记忆的君主制，便以是否有相同的语言、习惯又划分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如果殖民占有的君主制国家有相同的语言、习惯，就只需斩草除根地诛灭原有君主的血统，维持原有的制度、风俗便基本上高枕无忧。如果没有相同的风俗、制度作基础，因原有的文化自然生成的顽固的韧性，会排斥新君主的殖民侵犯。因此新君主便需要采取更多策略以求巩固统治地位，有三种方式：君主亲自迁都新地，如同中国古代的北魏、元朝、清朝的异族统治者一样；派遣军队驻扎殖民地，此种损耗最大，成本最高；派出本国居民入住新殖民地，如同新航海时代英国向殖民地澳大利亚运送本国囚犯一样，此种方式成本小收益高，为最佳统治方式。除此之外，还需维护弱小的邻国的力量以扩大势力范围，控制、削弱强国势力，杜绝外国势力的入侵，效仿罗马人防微杜渐的审慎态度加以治国。那么君主们是如何获得新君主国的呢？常规的有两种因素在起作用——幸运和能力。凭借自身的幸运和能力的君主统治是长久的，有的君主则依靠他人的幸运和能力是动荡不安的。也有君主以邪恶之道上台执政，欺骗狡黠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他们懂得软硬兼施之道，对臣民先暴戾后宽抚。作者承认他们没有幸运与能力的同时，却仍将其视为最卓越的将领，这点个中详细原因将在后文提及；最后一种是依靠本土其他市民的赞助获得君权，这主要是由于贵族与平民的阶级矛盾使然，以一方的零和获胜为终。如是贵族建立，政体不会长远，因为其他贵族会觊觎君主的位置，而是平民建立，只要和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公民处理事情，便能使政权稳定。
作者认为君主唯一的专业是精通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雇佣军不忠不义、不可靠，援军有自己固有的权威更为可怕，容易倒打一耙，只有君主自己组建、操练国民军，才是最为安全的做法。军队也可以作为一支教化力量，增强人民对君主和法律的服从意识，为君主的统治增添威慑和强制的底色。
基于此，作者分析了自己的国家意大利遭受蛮族统治、君主丧失统治权的原因，首先意大利没有一支强而有力的国民军，只妄想靠雇佣军或外国的援军，而他们都并不坚固，反而成为危难之际压垮统治的最后一棵稻草。君主们要不然是不懂得结好与人民，要不然就是未防患于贵族，更没有采取审慎的态度而错过了解决祸端的最佳时机。
而后开始文章的最精华的部分，马基雅维利开始构建心目中的君主，讨论被一些人大为诟病的帝王权术，这与西方先期政治哲学思想关于君主德性的定义大相径庭。柏拉图认为城邦应由智慧正义的哲人王统治，哲人王本人将自身的智慧、勇敢与节制完美协调起来，致力于社会正义，给洞穴里的人民传递真理。亚里士多德推崇的混合政体也是对君主的能力、品质有着很大的角色期望。古罗马时代古典共和主义的代表西塞罗，他强调政治家与公民要爱国、有公民德性，为了共和国共同的善而奋斗。中世纪阿奎那认为君主在上帝的指导下为公共利益而支配人民，最终会收获最高幸福。
而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统治的最高目标在于建立并巩固王权，为此即使采取一些非人道的手段，也会肯定其至大至刚的勇气与崇高的目的，即为了最高目标，可以不顾过程和手段的唯结果主义，这便是君主的德性。当目标达成，恶行会被人为地赋予意义为善行。正所谓正义是属于胜利者的，正义是强者的利益。因此，可以吝啬以达慷慨，残酷以达仁慈，欺骗以达守信，要赢得民心，让人们敢于说真话。这些权术读来不无道理。
由于人类固有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与社会的分化，社会的价值与现实总是在一定程度上脱节，除非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不然这种情形是不会改变的。所以马基雅维利也只是直面既有现实、在君主品行的实践方面的陈述中不加粉饰，把残酷的君王政治的内幕加以揭露。但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忽视道德工具的重要性，认为君主要学会打着道德的旗号维护自身的公众形象，为统治增添软实力，赢得道德基础。因为暴力和法律在根本上无法替代道德，起不到合法性与认同感的根基的作用。只有法、德两架马车齐驱并进，才能树立权威、巩固统治。
不过，即使政治家的道德和实践存在脱节、需要脱节，政治仍然不能和道德相分离，从古希腊时代政治即是教化、政治学伦理学不分家到现代大众整合型政党不再承担教化公民、塑造大众知识框架的功能，似乎政治已然将道德弱化，但是政治家本身是否道德和公共治理、日常领域的价值要区分开来，统治者为保权位需抛弃繁文缛节式的知书达礼、进行勾心斗角式的权力斗争，在作出影响公共利益的决策时则需进行公平、效率、正义等的价值排序与考量，其行为受到社会价值的约束。如果政治家的治理与公共利益的道德相违背，他就得不到民意的支持而垮台，因此也无政治可言了。在此，我仿佛完全在为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做注解，确实，我喜欢这种扑面而来的现实感，喜欢理论贴近实际的张力。
不过人们总是痛斥道貌岸然的佞人，而马基雅维利上述论述正证明了他是伪善之道的集大成者，因此为人抨击。马基雅维利主义在西方社会都是邪恶的代名词，备受人们的攻击和唾骂。抛弃正当与否，不达目的不罢休。可是马基雅维利本人是否践行了这个马基雅维利主义呢，其实不然，《君主论》是明确上呈君主的，作者并没有提倡非君主者实践。卢梭也评价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共和主义者，是专制暴政的讽刺者，而不是为其辩论的理论家。伏尔泰也认为他是个善良的公民。从他的生平也可以看出，他为了国家鞠躬尽瘁，为国家的独立富强做出了许多努力。读罢此书，我总能感受到他的一股赤诚的热情，相信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命运，改变意大利惨淡的现状，挽国家于水火之中。
关于马基雅维利到底是共和主义者还是君主主义者，后代学界争论不休。我认为他本人推崇共和制，首先作者人生出任要职、施展抱负的时期是在共和国时代，自然对共和国的政治记忆怀有感情。其次，《君主论》中有两处直接表现：一是对于论事如何占领新的国家，提到“在共和国里，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在论述作者最为看重的军事兵制时，认为“只有君主自己和武装起来的共和国才能取得巨大的进展”。并且作者在《君主论》提到罗马共和国，点出了共和国如何建立以及共和主义与君主主义之间的关系。罗马共和国的建立并不是一天建成的，它也是从君主国发展演变成共和国的。所以作者最终达到的共和国，也需要君主制为它来奠定最初的基础。《君主论》的头几章讲到君主国的分类，其中讲到新增的君主国，这里的主题其实就是对外扩张。马基雅维利就举例探讨罗马共和国怎么统治新增领土的，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它的对外扩张也包含与贯穿着君主的因素。在《李维史论》第三卷提到：“与君主国相比，共和国有着更强盛的活力，更长久的好运，因为它有形形色色的公民，能够比君主更好地顺应时局…只用一种方式做事的人，绝不会改弦易辙；如果时局已变，他的方式不再适用，他也就覆灭了。”认为共和国要由一个人来奠基，但是君主国要顺时势转变为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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