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偏差时，是坚持文学的标准还是向市场屈服，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抉择。阿来的文学经历，正是坚持文学理想的印证。
1994年，阿来开始其成名作《尘埃落定》的创作，因为还在从事其他工作，写作只有每天下班后进行。从4月开始动笔，到当年冬天，他就完成了写作。阿来回忆，写到四分之一的时候，他就认定这绝对是一本好的小说。“当时没有人可以倾诉啊，我儿子才几岁，我从书房里冲出来，对着儿子喊，你爸是个天才！”
但《尘埃落定》的出版并不顺利。一方面，当时并不流行这样的文学写作，而更重要的原因，是阿来坚持要求出版社对他的小说，除了错别字，一个字都不能改。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这样的要求自然让他遭到很多家出版社退稿。直到4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偶然看到了他的小说，立即决定将其出版。1998年，《尘埃落定》“横空出世”，立即轰动文坛。2000年，年仅41岁的阿来凭借《尘埃落定》荣获茅盾文学奖，成为该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
在《尘埃落定》4年的“湮没期”，阿来一直被拒绝，却一直保持着足够多的自信。“不能改，改了就不是一本好小说了。”阿来认为，艺术史、文学史都有这样的规律，当时流行的未必是最好的，它的意义会慢慢显现，慢慢被认知。“湮没期”长达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是可能的，“就看你能不能撑得住”。
“现在消费主义改变了一些作家写作路向，兑现心理太强。尤其在‘走向世界’这样的理由下，也许会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而放弃本身的文学理想和文学标准，去迎合别人的挑选。”阿来说，所以作为中国的写作者，在努力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不应该把“走出去”作为唯一目的，让文学迁就市场等其他因素。
文学是烟火气重的事业 坚持基于真实感受的书写
实际上，《尘埃落定》之前，阿来并不是这样充满自信。1982年，阿来就开始写诗歌，写小说，也出版了，这些作品现在被他扔在床下。“写得不够好啊。”阿来说，写了几年后他停笔了，开始思考未来能不能写得更好，如果不能写得更好，写作还有什么意义？
停笔的几年间，阿来开始大量地阅读，通过阅读对自己的写作进行重新定位和塑造。更重要的是，他花了几个月时间漫游藏区，去真正感受他熟悉却又陌生的故乡。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在重新提笔写作《尘埃落定》时，他才会有这绝对是一本好小说的自信。
阅读和行走，是阿来进行创作的重要准备。每年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行走在藏地，三分之一时间行走在国内外其他地方。“作家要先开放、先学习，学习在先。作家是一个复杂的劳动，所以需要一个长期的学习和训练。”
在《尘埃落定》后，阿来又陆续创作了《空山》《格萨尔王》等作品，上个月在上海书展上，最新创作的自然文学三部曲“山珍三部”——《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也正式亮相，这三本短篇小说，以高原出产的三种珍稀物种为线索，探讨和思考当今社会强烈消费需求对传统生活、自然界带来的巨大影响。这些作品，都是他在藏地的持续行走中所产生的思考。“如果要写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小说，一定关涉到历史的、现实的种种关系，这种关系使一个作家没有办法脱离开这个世界，文学是一个烟火气很重的事业。”阿来解释，作家要参与社会，但对事物的理解、看法不一定跟别人一样，这才是作家的方式。“当一个世界发生变革和变迁的时候，变革是好的，但有些人跟得上，有些人跟不上，当跟不上这些变化的时候，变化对这些人就是悲剧的。文学不止要关心成功者，还要关心失败者，因为失败者也是我们共同体的一部分，当他们跟不上的时候，我们不能抛弃他们，而是要关心他们、关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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