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农村彩礼上涨问题广受关注。从媒体报道和读者跟帖评论来看，人们普遍关注彩礼额度之高，批判婚嫁习俗之陋，认为天价彩礼是“合两姓之好”的拦路虎，导致许多“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有媒体曝光了恋人之间讨论彩礼问题不欢而散的聊天记录，真可谓赤裸裸“谈婚论价”，瞬间打破了许多年轻人关于浪漫爱情的美好想象。当然，也有人对天价彩礼问题表示理解，认为父母养育女儿也花费了较多成本，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说，理应获得物质补偿，亦有人认为“重金”有利于提高新娘在婆家的地位，有利于增强婚后家庭稳定性。
尽管针对天价彩礼有多种声音，但总的来看，还是一边倒地反对声如潮。全国上下，天价彩礼俨然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近日，福建省长汀县政府在全县党员干部中开展“革除婚嫁陋习专项治理活动”，倡导党员干部在操办婚事过程中，聘金彩礼不超过5万元。县级政府专门整治天价彩礼，再一次把农村彩礼问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引发了更多人对彩礼问题的吐槽。
笔者认为，舆论喧嚣中，农村彩礼问题很大程度上被标签化和简单化了。理解农村天价彩礼问题，不能局限于“数字”本身，必须在把握彩礼问题复杂性基础上，考察哪些群体在默默承受高额彩礼之痛。
二
传统婚俗中，彩礼的核心内容不是“物”，而是“礼”。无论是实物，还是货币，都反映着婚姻缔结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崇尚门当户对的时代，彩礼功能之一是表达意义，礼物数量和种类必须符合身份和礼仪。在现代社会，门当户对与否主要从经济层面进行判断，于是彩礼价值成为衡量婚姻是否匹配的重要标准，人们日益注重存折上的数字或秤盘子上现金的份量。
高额彩礼饱受诟病，其实很难评判谁之过错。既不能简单归结为“拜金主义”，亦不能责怪人们虚荣，更不能怪罪丈母娘“出手太重”。具体说来，辨析女方家庭索要高额彩礼是否妥当，不能仅关注数额大小，还应该考察女方父母处置彩礼的方式。
首先，女方父母索要高额彩礼后，如果以嫁妆或其他名义返还给女儿和女婿，那么彩礼发挥的核心功能就是财产转移，即从男方父母那里转移到新成立的小家庭中。对于女方父母而言，这实现了女儿婚姻利益的最大化。此时，彩礼问题就转化为代际关系问题，意味着子代家庭通过彩礼过度剥夺父母，学界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代际剥削”。
其次，女方父母索要高额彩礼后未返还，如果将其作为自家儿子讨媳妇的本钱，那么，高额彩礼现象就要基于女方家庭再生产的角度进行理解，关注婚姻压力之下女方家庭兄弟姐妹的关系。女方父母多要礼金，主要目的是维持子女嫁娶过程中的经济平衡，学者陶自祥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代内剥削”。
最后，对于纯女户家庭来说，父母索要高额彩礼，往往有养老方面的考虑。毕竟，在从夫居传统中，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女儿婚后不再承担父母养老责任，所以父母通过彩礼为自己攒养老本钱。在一些农村地区有“两头走”的婚姻形式，即年轻人成婚后要赡养照料双方父母。这种情况下，男方支付的彩礼往往不会太高，主要是象征性的。
此外，不能将彩礼高涨现象简单归结为女方父母的功利主义和见钱眼开，他们在彩礼问题上，有时也是身不由己。有些村民坦言，之所以不想把彩礼要低，是不想让别人背后说闲话，怕人说自己女儿身价低。同样不能忽视，各地农村的专业媒人在推高彩礼价格方面功不可没。专业媒人活跃在本镇甚至串联于本县，掌握着大量稀缺的婚姻信息资源。他们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彩礼的“定价权”。在介绍型婚姻中，尤其是跨县、跨省的介绍型婚姻中，索要彩礼更不受地方性习俗规范的约束，更加直接、更容易催生彩礼之“天价”。
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思考。笔者2016年7月在浙江诸暨农村调研时，遇到一个剧情反转的彩礼案例。男女恋爱几年，谈婚论嫁之时，女方父母明知男方家里条件一般，但还是提出20万彩礼。小伙子母亲一听20万，急得直哭，最后借遍亲戚，总算凑齐。谁知几天后，女方如数奉还。在当地人看来：“女方就是想考验男方的诚意！”从男方父母角度来说，如此“考验”确实有点捉弄人，但是从女方父母角度来说，主要是替女儿考虑，想知晓男方是否真心迎娶以及男方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虽然这个戏剧性的案例十分特殊，不能代表彩礼问题之一般，但该案例警示我们，天价彩礼问题其实很复杂，不能用一套观点简单否定或肯定，更不能进行泛道德化的批判。客观地说，彩礼高涨的推动力并非来自女方父母，而是城镇化、农村生活方式都市化背景下农民家庭再生产成本大幅提高的连锁效应。
三
网上流传着各种天价彩礼地图，其实一些数字并不准确。人们喜欢用最高值来标记一个地区的彩礼状况，导致通过媒体传播的天价彩礼信息往往失真。了解农村彩礼的基本面，必须依托于实地社会调研。
笔者在陕西兴平驻村调研时，对当地彩礼额度进行了历时性考察。20世纪60-70年代，当地有按年龄计算彩礼的习惯，1岁10元，20岁就是200元。这种算法在其他地区亦存在，表达了当时农民对于彩礼性质的朴素理解，男方象征性地偿付女方父母养育女儿的本钱。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地农村彩礼为2000-5000元。这几年已经涨到3-7万元，高的有10万元。关于该地区的彩礼问题，必须全面地看。一方面，彩礼上涨直接反映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的提高，这是推高结婚成本的直接原因。因此，不能地把200元和10万元进行简单比较，并得出彩礼暴涨500倍的片面结论。另一方面，10万元并不能代表当地农村彩礼的一般水平，事实上往往是那些贫困家庭才会承担如此高的代价为儿子娶媳妇。
确定一个地区的彩礼是否为“天价”，要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一个农户的彩礼是否为天价，要结合其家庭收入水平，估算攒足彩礼的大致年数。相比较而言，对于东部农村的小作坊主，几乎不会为20万彩礼发愁，对于中西部农村贫困户，10万元就是天文数字。理解转型期农村彩礼问题，必须结合区域分化和阶层分化的视角，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承担并受制于高额彩礼，这才是当前农村彩礼问题的隐秘真相。
面对高额彩礼，东部地区贫困户可以退而求其次，迎娶中西部农村女子，但对于中西部地区贫困户而言，只能忍痛透支家庭经济，让儿子完婚，完成父母的人生任务。高额彩礼，从一个侧面表达着中国特色的代际关系，正是基于传统的家庭责任伦理，贫困家庭的父母才会把“天价彩礼”扛在肩上，默默承担着不可言说之重。
高额彩礼在代际之间如何分摊，这同样比数字本身更值得关注。如果儿子成婚前对家庭经济的贡献率较高，必将大大减轻父母负担。问题在于，当前农村男青年城市务工时，普遍生活潇洒，日常消费大，攒钱难，甚至很多是月光族，他们对家庭经济的贡献率低，完婚的担子几乎全部落在父母身上。此时，即便彩礼额度不高，父母负担依然很重。
可以预言，在男女性别比失衡、区域经济分化、阶层分化和人口流动加速的历史背景下，中西部地区农村婚姻市场中的高额彩礼现象将持续存在，这势必对当地婚姻家庭产生多重影响。
首先，高额彩礼日益成为中西部农村除疾病、灾害、教育之外更为重要的致贫因素，未来将会有更多家庭为此陷入贫困或难以脱贫。
其次，将会有更多贫困户由于无法支付高额彩礼而不能让儿子完婚，从而产生更多“光棍”问题。2016年8月陕南山区调研时发现一个极端案例：一个自然村有31户，其中60岁以下、38岁以上的单身男性有28个。此类群体日后的社会保障问题，已经引发有关部门的担忧。
最后，高额彩礼极大推高了贫困户家庭再生产成本，从整体上恶化了贫困群体的生存状态，并进一步加重贫困的代际循环趋势。特别是在中西部连片特困区，家庭再生产问题异常突出，娶媳妇难、娶了媳妇留住难，一些家庭被迫让儿子做上门女婿。离婚、改嫁、上门、打光棍，这些现象频繁发生，经济贫困与家庭危机交织在一起，从社会基础层面破坏着贫困地区家庭生活秩序及其背后的家庭伦理。
总之，天价彩礼反映了中西部贫困群体的家庭再生产危机，显示了这些地区贫困问题的顽固性和复杂性，以及隐藏在高额彩礼背后的代际关系失衡。区域问题、阶层问题和代际关系问题交织在一起，这才是天价彩礼现象背后更应反思的社会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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