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平阳被称作“浙南红都”，是浙江革命的摇篮。1937年9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闽浙皖赣四省边区主任公署达成共同抗日的和平协议，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为了适应这一战略转变，分散在浙西和浙南的红军先后汇集于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同时，在1938年1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平阳山门设立了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吸纳有志青年，进行专业的战术和素养培训，为浙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抗日干部人才。
成立背景
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成立有特定的社会背景。1937年，中国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的呼声。当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招生的信息传开后，浙南各地进步青年纷纷奔走相告，踊跃报名；浙江萧山、上虞、嵊县和台州等地的党组织，也选派了党员和进步青年前来参加培训；甚至国民党的军官也前来报名，学习游击战术。据许多教员和学生回忆，学员人数最多时有200多人。作为当年南方8省14个革命根据地唯一的抗大式干部学校，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成为许多青年心中的“革命圣地”，许多人在这里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礼，走上抗日和革命的征途。
抗大精神之发扬
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在精神上与抗大紧密相连，在办学和生活作风上学习“抗大精神”，深深影响学校的方方面面。
在课程设置上，始终跟随抗大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来培养学员，实行军事化管理，强调严格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学校主要开设四门课程：游击战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且定期邀请专家开设讲座。不仅在作战战术进行教学，同时也培养学员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时事政治的素养，并注重课堂理论和实践相联系。在游击战术课中，曾多次组织学生去附近的山丘体验利用地形地物作战；为配合农村经济讲座，学校还组织社会调查，让学员深入群众，调查各阶层生活与思想情况。通过这些活动，不但密切了党群关系，也让学员上了一堂书本上和课堂里没有的生动现实的大课。
在生活作风上，则延续了抗大“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办学条件极为艰苦，每人每月只有三元的伙食费，经常只能糙米饭就着炒青菜，但大家吃的很香；没有像样的宿舍，就在泥地上打地铺；开水不够用，就用冷水洗脸刷牙。物质生活虽然困难，但大家精神高涨，团结互助。在课余时间里，学员们组织唱歌、编写壁报、演出短剧等轻松活泼的活动。在这样同甘共苦的学习氛围中，学员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此后也成为了忠实而亲密的战友。
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始终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为办学方针，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发扬革命优良品质，组建了一支高素养、高水平的抗日革命干部队伍。
粟裕与闽浙边抗日救亡学校
作为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校长，粟裕在办学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作为在红军时期身经百战的将领，粟裕具有极其丰富的实战经验，因此也由其负责救亡干校的游击战术课程。在干校期间，他系统总结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战术经验，撰写了《游击战术讲授提纲》。每次讲课，他总是结合自己的战斗经验，用泥沙堆起来的模型沙盘作教具，具体、生动地阐述游击战术，给人以深刻的启发。除了在课堂讲授游击战术理论外，粟裕校长还经常带领学员爬山打野战，有时甚至亲自吹军号指挥练习行军中的防空战术。平时，他也常来看望学员，有时还会参加学员的讨论会和联欢会，了解学员家乡生活和抗战情况。为了及时熟悉学员的政治思想状况，他还挤出时间，有计划地找学员个别谈话。正是在他的悉心栽培下，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才能逐渐发展壮大。
1938年3月，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第一期训练班结业，学校同时停办。经组织批准，部分学员组成随军服务团，由陈雨笠带领，随粟裕带领的部队北上抗日。从干校的创立到北上抗日，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已经成为粟裕用心凝成的心血，而其宝贵成果也为中国的革命做出了贡献。四十六年后，已经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粟裕大将在北京病逝。他的部分骨灰撒在了当年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旧址的桂花林中。
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旧址现在矗立在温州市平阳县山门镇凤岭山麓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陈列馆西侧。现在，这座古朴的二层小楼上还悬挂着原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亲手书写的“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旧址”匾额。这所在抗日时期建设的革命熔炉存在时间虽然很短，但他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炼造就了一批优秀的抗日青年干部，成为指引青年的革命火炬，在那段烽火岁月中，深深影响了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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