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了解中央“三农”政策落实的成效，分析当前乡村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进一步研究支持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于6月上旬组织开展了乡村发展问题的专题调研。调研采取回乡调研方式，在总行和有关省分行机关选派39名干部职工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展调研，调研区域涵盖了东、中、西部和东北等17个省区的39个不同类型行政村，通过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同熟人和亲朋访谈，亲身感受村庄发展变迁，了解农民所思所盼，共寻乡村振兴之策。
乡村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在调研中，大家普遍感受到家乡的变化很大，现代农业快速推进，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农民生活持续改善，乡村发展可以说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和变迁。
（一）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日趋完善。这是调研组普遍的直观感受。一是乡村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交通更加方便，调查的39个村庄中，通村主路全部实现了硬化，其中37个村庄村内道路也基本硬化，28个村庄通客车或者公交车。饮水更有保障，36个村庄通上了自来水，其余也都配备自采水源。用电稳定可靠，全部村庄均已通电，电网改造以后停电断电问题彻底解决，电冰箱、洗衣机等生活电器已经成了大部分农民家庭的标配。网络覆盖全部村庄，互联网、手机信号都实现了户户通。农民“烧饭做菜”的手段不断升级，绝大部分农民用上“电饭锅”，15个村庄利用太阳能、沼气等新能源，7个村庄已经实现管道供应天然气或液化气。二是文、教、卫等基本公共服务显著提升。义务教育实现全覆盖，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其中22个村庄建有幼儿园，24个村庄建有小学。基本医疗较有保障，38个村庄建有卫生室，均配备了专职医生，其中11个村庄的医生在3名以上。文体场所已成“标配”，38个村庄建设了文化广场、活动中心、农家书屋、健身器具等文体设施，广场舞也在乡村火了起来，22个村庄还建设了职业技能培训场所。三是宜居乡村建设稳步推进。农民住房安全得到根本保障，基本解决了无房户和危房问题。“厕所革命”有序开展，32个村庄户用厕所开展了无害化改造，其中27个村庄已经基本完成。垃圾处理逐步专业化，36个村庄对生活垃圾实行定点收集，专人每日清运。
（二）农业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从调研情况看，当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一是耕地利用保护整体良好。耕地利用率相对较高，耕种作物以粮食为主，占比超过70%。23个村庄开展了土地整治工作，25个村庄对有机肥替代化肥、废弃农膜回收等进行技术指导。二是农业专业化、规模化深入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兴起，27个村庄成立了不同规模的农民合作社，20个村庄建有家庭农（工）场，土地流转比例达31.2%，种粮大户平均种植规模11.1亩，较人均耕地高4倍多。三是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71.3%，粮食生产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农资供应、农产品销售等服务日益健全，超过7成的业务已经实现了上门服务。电子支付比率超过70%，在村庄的小卖部、食品店、农资配送站等经销场所，手机支付已经成了乡亲们的日常习惯。人才服务逐步推广，26个村庄开展了职业农民培训，25个村庄开展专业人才培养，16个村庄有专业技术人员或者公职人员回乡挂职和任职。
（三）农民生活保障水平不断增强。一是收入实现逐年增长。据调查统计，受访农户近三年人均收入为22982元、25989元和31290元，年均增长16.7%。主要经济来源为外出务工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二是增收渠道逐步拓宽。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的比例达到80%以上，其中一半左右选择在村庄周边或县城打工，工余时间可以兼顾农业生产，另一半则选择到经济发达的省份和地区寻找机会，获取更多收入，部分年轻人还选择出国务工。三是社会保障逐步健全。分别有28个和35个村庄实现了养老保险、新农合医疗保险全覆盖。另外，27个村庄建立了老年人生活补助制度，30个村庄对大病残疾村民进行不同程度的救助。
（四）基层基础工作得到强化。调研村庄中“两委”班子配备齐全，建立了党员定期学习培训、民主议事制度。全部建有村务公开栏，37个村庄还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和村民议事监督制度，30个村庄建立了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组织。同时，在调研中我们还了解到，近年来国家有关强农惠农政策在农村得到较好贯彻落实，农民直接补贴全部落实到位；28个村庄完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其中25个已经颁发权属证书；18个村庄完成了农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
当前乡村发展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从我们对39个行政村和165个农户、村干部访谈的情况来看，当前乡村发展的困难和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乡村产业基础仍不牢固。24名调查人员认为，缺乏产业支撑是当前制约乡村振兴的最突出问题，除了影响农民收入外，更造成村集体经济孱弱，影响基层治理效果；71名受访农民反映，粮食价格相对较低，发展种养业风险较大，同时农田水利的“毛细血管”设施落后，期望政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21名村干部反映，由于集体经济薄弱，难以支撑日常支出，更无力改善农民生活和基础设施。
1.种植业比较效益低。一是种粮效益相对较低。山东聊城某村村民算了一笔账，现在人均耕地不到2亩，一年小麦、玉米各种一季，算下来每亩地纯利也就1000元左右，加上政府给的每亩小麦补贴125元，总的收益不到1200元，三口之家靠种地一年的收入也就5000元冒头，“还不如一个人在建筑队干两个月小工挣得多”。二是经济作物种植效益也在下降。山东潍坊某村村民反映，山楂、苹果是当地的特色经济作物，近年来市场价格基本稳定，但种植成本却在随着农资价格上涨不断提高，“现在一瓶500毫升的农药卖20多元钱，而在2018年卖17元左右，2016年才卖14元左右；2015年1.2元一斤的氮磷钾复合肥，现在卖到了1.8—2元，每年涨价都在10%左右。”
2.年轻农民离土离乡较多，种地者趋向老龄化。由于种粮难以致富，而且劳作辛苦，农民不再将种地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离开了土地进城打工。根据调查人员的观察，在田间劳作的人员普遍在50岁以上；问卷调查数据显示，青壮年外出务工比例已经超过80%。四川遂宁某村现有村民1613人，其中18—60岁的880人，外出打工的就有730人，村里几乎已经没有青壮年劳动力。同时由于农业效益不高，灌溉及机械化操作不便，该村2331亩耕地仅有690亩还在耕种，撂荒地多。留在农村的农民大多年龄偏大，虽然仍怀着对土地的感情在耕作，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能力下降，种粮的精细化程度也不如以前。
3.水利设施不够完善。这次调研的村庄，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仅有27.8%，仍在使用水泵沟渠等传统灌溉方式的村庄占86.1%，其中41.7%的村庄农田水利设施不完善。内蒙古丰镇某村共有1.2万亩耕地，由于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大部分已经毁损，现在只有300多亩地能够浇上水，而且也是采取传统漫灌的方式。同时，承包土地按地力等级分配，零星分散，农民对修建水利设施投入积极性不高。
4.农业经营风险较大。据了解，当前农业生产尤其是一些特色种植和养殖项目，特别容易受自然灾害、市场行情、疫病等因素影响，而相应的保险保障措施还不健全，“一旦遇到风险，几年都翻不了身”。一是突发事件难以承受。比如今年春节以来鸡蛋价格不断下滑，养殖户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主要原因在于受疫情的影响，鸡蛋运输受阻、工厂学校停产停学需求量大减等，造成鸡蛋严重积压，供大于求。调查期间鸡蛋价格约为2.4元/斤，饲料成本约1.22元/斤，按照每2斤饲料会生产1斤鸡蛋估算，每产一斤鸡蛋就要亏4分钱。二是市场变化难以把握。农民对市场信息不灵敏，不会过多考虑市场变化和供需矛盾，加上没有稳定的产销对接，往往只能跟在“市场的后面”。江西九江某村民在前几年小龙虾价格上涨时，觉得有利可图，跟着投入30多万元开展小龙虾养殖，而这几年小龙虾价格低迷，受供大于求和疫情运输影响一跌再跌，连续两年亏损近20万元。三是人为因素难以抗拒。近几年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环保，对养殖业出台了一些规范措施，但在基层执行中存在“一刀切”，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关闭。河南信阳有养殖户反映，前几年当地政府鼓励发展养殖业，投资100多万元建成了养殖场，手续证件齐全。但后来因环保需要被划为禁养区，养殖场被强拆，虽有补贴，但只有21.6万元，不及成本的五分之一。
（二）农村基础设施“欠账”还比较多。39名调查人员中有17名提到，由于农村建设缺乏规划，导致人居环境改善难度加大，尤其是污水不能有效处理较为突出；48名受访农户和村干部同样反映了污水处理问题，同时对农村道路拓宽、亮化需求迫切。
1.农村建设缺乏规划。现有村落格局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原来村民住房都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简单地履行一个报批手续，建多大面积、建什么式样房屋没有规划，没有专门部门管，加上每家农户的经济实力不一样，一旦房子建好以后就无法改变。此外，农村乱搭乱建的现象仍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些因素导致村庄建设格局较为混乱，地下管网线等基础设施无法规范铺设，加大了人居环境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难度。
2.污水集中处理较难。绝大部分农村污水处理还没有提上日程，这是美丽乡村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的突出短板和弱项。主要原因是村民居住分散，铺设管网长，投资太大，污水处理厂的规模效应和经济可行性都达不到要求。江西九江某村厕改完成后，产生的污水大多采用每户安装一个小化粪池的方式进行处理，降解后的污水随雨水流入池塘和港堰，最后流入鄱阳湖，严重污染水系。而要建设污水处理设施，仅管道造价就要300元/米，完成村内污水处理需要投入200万—300万元，资金来源难以落实。同时，目前农村土地基本分给了农民，集体机动土地相对较少，项目设施在哪里建也是一个问题。
3.农村交通跟不上发展步伐。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用车、小轿车已经成为大部分农民生产生活工具，对道路交通提出了更高要求。安徽合肥某村通村公路已全部硬化，但村内到各村民小组的道路只有主路硬化，不能全部硬化到户，且硬化路面只有3.5米宽，两车不能相错，带来很大不便。过去农村车辆少，问题不明显；现在车辆多了，问题变得突出，村民反映强烈。还有，作为两县交界的一些村庄，与另一县的村庄道路连通不上，“断头路”和“最后一公里”问题较多。另外，部分受访村民希望在乡村道路加装路灯，解决夜间出行安全问题。
（三）农村民生保障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43名受访农民和村干部反映农民收入不够稳定，认为农村养老、医疗保险水平相比城市差距较大。
1.农民收入不够稳定。总的看，农民种粮效益较低，农业经营风险较大，农产品附加值不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经营收益增长。而外出务工的农民能力参差不齐，多数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缺乏技术和技能，往往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特别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叠加疫情影响下，很多反映“活不好找”，“有活了也不稳定”，务工收入难以保障。贵州铜仁某村民家的收入主要依靠外出打工，近三年平均家庭收入为15433元，但受今年疫情影响无法外出务工，预计家庭收入减少过半。
2.社会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由于负担能力相对较低，大多数农民在参加养老保险时普遍选择较低的缴费档次，到龄后每月只能领取100多元的养老金，与农村实际生活开支相比保障水平过低。河南信阳某村村民全部参加了养老保险，年缴费200元，费用自理，符合条件的村民领取养老金，领取金额105元/月。据村民介绍，养老金只够基本生活保障，“如果有个这事儿那事儿就不够了”。
3.养老设施建设还不能满足需求。当前农村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年轻人大多常年在县外、省外打工，难以照顾家里的老人，农村社会化养老需求越来越多。在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社会化养老机构建在城区，而且接纳人员有限，不能满足农村的养老需求。
（四）农村投入机制有待强化。乡村发展的“钱从哪里来”是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调查人员认为当前政府和社会对乡村发展的资金投入不足，36名受访村民和村干部则反映存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1.财政投入总量不足、结构仍需优化。近年来，我国财政涉农资金投入逐年增长，但与农业农村的现状和发展需要相比，总量仍比较有限，各地推进“三农”发展的资金缺口仍比较大。特别是，资金的投入结构还不尽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倾向选择经济条件好、产业发展快、声誉较高的农村给予政策帮扶，资金使用效果仍有待提高。吉林松原某村每年仅有5万元左右的补贴，加上自身集体收入非常有限，使得连村里卫生治理的资金需要都无法满足。反观同属一个乡镇的另一个村庄，则是远近闻名的明星村，发展了覆盖养殖屠宰、绿色粮食加工、经济作物加工及出口的多项龙头产业，近年来上级政府的各项支持政策持续向该村倾斜，仅在环境卫生、村容村貌整治、文化建设等工作领域，财政累计投入超过1000万元。
2.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需要调整优化。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一些城市和工业项目征占用了农民的土地，但补偿金额通常是按照农用地标准确定，农民或村集体往往只得到了每亩几万块钱的补偿款，很少享受到土地的增值收益。调研中，一些农民和基层干部反映，土地是农民最宝贵的财富，希望在土地征占中能把一部分增值收益返还给村集体和农民，让农民能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3.融资难融资贵依然存在。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强烈的融资需求，但由于抵押和担保不足而经常得不到满足。调查人员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某村了解到，当地的种粮大户基本都参加了专业合作社，但由于合作社普遍存在经营规模有限、财务制度不健全、缺少有效的抵押资产等，难以从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银行获得融资。据该村村民介绍，在金融机构融资需提供足额有效的担保措施，且利率较高，其参加的合作社主要通过缴纳保险获得一定信用额度的方式进行融资，但额度有限，只能量力而行，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合作社的经营发展。
（五）乡村治理能力亟需提升。从调研情况看，农村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源于缺乏有效的乡村治理。20名调查人员认为当前乡村治理的主要困难是缺少强有力的组织和人才，34名受访村民同样反映了这个问题；6名村干部认为当前基层干部待遇偏低。
1.基层组织领导力需要加强。党员队伍有待加强，调研村庄的党员总数为2731名，占全体村民的比重为2.3%，远远低于全国党员比例的平均水平。党员结构有待优化，从年龄结构来看，青年党员占比仅为23%；从学历结构看，绝大多数农村党员仅有初中及以下学历水平；村支书平均年龄49岁，除了派驻的第一书记，最高学历为高中。受学识、思想和能力限制，村干部观点相对滞后，缺乏带领乡亲们致富的能力和手段，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够。同时，随着农民收入越来越高，对集体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弱，与集体的关系也日益淡薄。
2.基层运转经费不足。总的看，村集体经济比较薄弱，上级财政的拨款也往往不能满足需求，严重影响了乡村治理工作的运转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在调查的村庄中，6个村庄没有任何集体收入，18个村庄依靠财政补助和机动土地发包有微薄收入，大多数村庄集体经济入不敷出，更谈不上改善民生。山东潍坊某村集体资产仅有5亩左右土地和3间办公房，2017至2019年集体收入均不足万元，是周围村子收入最少的。现任村书记在职12年，对这样的情况也是一筹莫展，谈到发展集体经济的困境时坦言道，“咱们村不围城、不沿河，夹在中间，地还少，想做事很难”。村书记和会计对集体的收支算了账，“环卫费、宣传材料费等各种费用，一年就要交七万元，咱们村每年收入的几千块钱连基本支出都不够”。
由于集体经济相对匮乏，党支部缺乏带领群众致富的必要物质条件，修桥、铺路等社会公益事业无力去办，影响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江西萍乡某村2019年靠着老办公楼租赁收入5000元，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该村村民反映，村里路灯坏了、路烂了、水田垮了，基本不找村里，找也解决不了；村支书则反映，集体经济家底薄、可用资金少，办事没有抓手，在管理村民中也是一件难事，不服管的情况时有发生。
3.村干部待遇普遍偏低。在调研过程中，很多接受访谈的村“两委”干部都谈到乡村干部任务量大、工资待遇低、上升空间不足等情况。福建福州某村村支书职务补贴每月仅1400元、村主任1300元，会计1000元。而农村干部“人少事杂事多事急”，工作压力非常大，待遇水平与工作强度明显不对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安徽合肥某村村支部书记介绍，他在村支部、村委工作40多年，按照政策，退休后的待遇却非常低，每月拿不到1000元，退休后的养老生活很难得以保障。
（六）乡村发展不平衡较为突出。通过对39个调研村庄的比对分析，我们还发现，村与村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不平衡。在39个行政村中，有资源、有产业或城郊村2个，走在乡村振兴的前列，可称之为相对富裕村；有9个行政村是国定、省定贫困村，通过精准帮扶，已经脱贫；有28个行政村只有耕地和山地，人均占有水平低，种植业特别是粮食作物是主要的产业，这类村比富裕村差，比贫困村好一点，成为了“中间村”。二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在39个行政村中，有资源禀赋的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百万；仅有耕地、山地的中间村，集体经济接近“空壳”，农民收入增长完全依靠外出务工；国定、省定贫困村，通过精准扶贫，集体经济和产业开始建立，有的已经超过了中间村。三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不平衡。我们调研发现，富裕村普遍是党支部强村，中间村都不同程度存在基层党组织能力不强和软弱涣散的问题。相反，在9个贫困村，都通过选派第一书记，加强了党支部，领导带动全村实现了脱贫致富和跨越式发展。四是支持政策覆盖不平衡。据了解，当前国家有关支农政策存在“两头多、中间少”的倾向，即对先进村及明星龙头企业的支持政策多，对贫困村及其生产经营主体的支持政策多，而对一般的中间村及其生产经营主体的支持政策相对较少，政策覆盖还不够全面。
几点建议
村级发展问题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乡村振兴的基础。结合调研了解的情况，我们对下一步推进乡村发展有如下建议。
（一）把推进“中间村”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我国乡村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经济较为发达的样板村，包括城郊村、资源型村、产业型村等，这类村庄自身“造血”能力强、发展动力足，基本都走上了内生发展的路子，已经成为了“富裕村”或相对“富裕村”。第二类是贫困村，对这类村，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脱贫之后还要按照“四不摘”要求继续巩固脱贫成果，并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可以说下一步贫困村发展仍具有较强的资源和政策保障。第三类就是夹在这两类村庄之间的“中间村”。这类行政村在资源、区位、产业、政策等方面都不占优势，其主要资源就是土地，主要产业就是种植业，农民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外出务工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可以说，“中间村”是资源的“洼地”，是各类惠农政策的“夹心层”，同时也是我国行政村的“大多数”。我们建议，要分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下一步尤其要把“中间村”作为推进重点，精准施策，针对“中间村”的特点制定出台专门扶持政策，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补齐乡村发展的短板。
（二）加强乡村的人才建设。人才是乡村发展的关键。当前农村干部队伍青黄不接，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知识技能缺乏，依靠农村自身培养人才非常困难。因此，建议进一步拓宽干部选派渠道，鼓励和引导各类人才向乡村流动，为乡村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一是全面派驻“第一书记”。向贫困村派驻“第一书记”，是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力的关键举措。应积极推广派驻“第一书记”经验做法，特别是要在“中间村”全面建立选派“第一书记”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其素质高、能力强、思路活的优势，帮助所在村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二是拓宽村干部选派机制。鼓励公职人员返乡助力乡村发展，对已退休的中央和国家部委副处级以上干部、省级机关副科级以上干部，以及省市机关不在管理岗位的在职干部，在自愿的基础上选派回到自己家乡担任“要职”，可以不领取工作报酬，只解决食宿交通费用。三是突出青年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尤其是要不拘一格把年轻、懂科技、有经营管理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选拔上来。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把有知识、有能力的年轻人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建立城乡干部双向流动机制，鼓励优秀大学生到基层锻炼成长。
（三）做好土地这篇“大文章”。对于大部分的村庄而言，最主要的资源是土地，无论是发展产业，还是壮大集体，都必须立足于土地做好文章，盘活土地资源，实现增效增收。一是促进土地流转，实行规模经营。一方面，政府引导农民转移就业，另一方面，鼓励土地有序流转，通过多种形式开展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在土地上增产增效。二是集体统一组织，实行集中运营。对村里可流转的土地资源，在征得农民同意的基础上由村集体统一流转、统一整治、统一发包。对于通过高标准农田整治，集约节约出来的土地资源收归村集体所有，收益用于壮大集体经济。三是完善运行机制，提高农民收益。村集体统一集中流转的土地，实行合作社或企业化管理，农民土地量化为股份，取得保底收益和分红收入。对规模化经营产生的用工需求，优先雇佣本村村民，让更多的农民在家门口就业。
（四）因地制宜开展“中心村”建设。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空心村问题也日益加剧，在一些地区推进农民向“中心村”适度集中也具有了现实可行性。我们认为，做好这项工作，要重点把握以下方面。一是要科学系统做好乡村规划。将乡村发展规划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效结合起来，以乡镇为单位，根据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特点，明确聚集提升类、重点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等不同发展路径，系统编制乡村发展规划，有计划合村并居，科学布局村庄建设、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二是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建设中心村，推进集中居住，要倾听农民的声音，回应农民的关切，保障农民的权益，坚持因地制宜、乡土特色，不搞大拆大建、贪大求洋，葆有历史耐心，做到循序渐进，坚决杜绝行政推动乃至强迫命令。三是配套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按照村庄规划，适应农民生产生活需要，加快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弱项，加大对乡村道路、人居环境、教育、医疗、养老服务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五）多措并举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促进乡村发展，离不开真金白银的硬投入。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当前重点是尽快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农业农村投入比例。落实好耕地占补平衡和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两项指标”跨省交易政策，交易收入要全部用于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制定出台普惠性措施，让涉农资金更多覆盖广大“中间村”。研究将土地出让收益和“两项指标”收益的一定比例返还给村集体，用于发展集体产业和物业，增强集体经济实力。尽快研究加大各级财政对农村养老保障的投入力度，让农村老年人安享晚年。二是强化金融服务支持。要进一步加大对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激励和约束力度，用好用足财政奖补、税收减免、差别准备金率、支农再贷款、差别化监管等政策，切实降低“三农”信贷担保服务门槛，积极拓宽抵押担保物范围，建立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着力解决好金融机构不愿贷、不能贷、不敢贷的问题，引导更多金融资金流入农业农村。发挥农业发展银行在支持乡村振兴中的作用，进一步完善政府增信机制，可在县区一级设立专门的乡村发展投融资公司，探索统一承贷转贷模式，并加强财政资金与政策性金融资金协同支持。三是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农业服务业、农产品加工业，鼓励与农民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落实和完善融资贷款、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税费减免、用地等扶持政策，形成支持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农村的鲜明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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