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口述史的工作本身的艰巨性之外，紧张的时间安排也让我们的工作难以非常好地贯彻最初的计划和安排。各个课程的任务都算是比较集中的，再加上大多数组员都在备战考研，更加难以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完完全全地投入口述史实践中。所幸，我们在开始的计划中就有考虑好这个可能出现的情况，在大部分计划都设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可供特殊情况下转变计划，尽可能兼顾好一切课程。
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是很多的，除了上面说的时间上的冲突，还有实践要求与现实条件的冲突导致的问题。我们看到口述史录制环境的要求想要去切实地执行它，但访谈却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去做到的，比如在我们访谈西家属区的那位女士，她在管理她经营的菜鸟驿站，不能够随意地更换地点，她所处环境人流和车流量不小，且附近的施工场地很多，噪音极大，在后期工作时也难以控制，确实是我们实践的一大失误。另外，在学院办公室采访黄书记时，也有不知是为什么事情争执的学生在门外，再加上距离洗手间较近，水声和尖锐的人声也干扰到了访谈的收音。
另外我们在撰写逐字稿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听不清字的情况，这有可能基于几个点，一可能是因为收音问题，二可能是因为受访谈对象的口音或惯用口语的影响，三可能是个人的联想能力稍弱等等。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巨大的麻烦，不知觉中又与第一个问题撞上了。
最后，就是摄影拍摄问题。因为我们组开始工作的时间比较早，最初租用相机时都是与校内的学生租借的，他们大多数平常都只局限于拍照，所以没有稳定架。我们拍摄了有许多晃动过大的画面，再加上一开始对相机不够熟练的情况，有时候出现了已经开始访谈却忘了开始录像的情况。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很快地反省和调整了，虽然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但也改正了许多，尽量使画面清晰，避免录制内容缺少。
综上，在本次口述史实践中，我们开始拨开了笼罩在口述史之上的一层厚重面纱，初窥了它的真实模样，把在课程中学习到的理论知识真正地运用到实践中，切身地感受口述史的价值和魅力。
但比起这些更让我为之动容的是口述史承载着的人的灵魂和记忆。依然记得在课堂上老师曾经提问过我关于口述史的心理治疗功能的问题，那时我用了仅能想到的答案作了回答。那个回答是我在过去略读过的一本以口述史为基础撰写的回忆录中所看到的例子，但是由于只是浏览而过，所以也仅仅记得“战争心理创伤”这个例子。
课后，我再想起这个问题时感觉或许我对于历史学中讲求的人文关怀还是不够重视，而对于口述史中的关注人性本身也是知之甚少，所以我观看了老师在课堂上推荐的纪录片，并收集和阅读了战后、灾后问题的相关口述史作品，以及请求在学习影片制作的相关专业的朋友推荐有关这一类问题的纪录片或电影。虽然，对于口述史的疗愈功能并没有非常确切的理解，但是也能够明白口述史给因为各种因素而感到痛苦的人一个缓解独自承受的孤独、悲戚，体会到被真正地关注、关怀的感觉的机会。它或许不是每一次都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对于需要这样的机会的人来说它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理论是悬空的浮云，只有在高塔上才能触手可及。实践是脚下的土地，高塔起于累土，没有实践的理论便如浮云遥不可及，风吹即散。我们在课堂上学习了口述史的理论知识，将它付诸于实践当中，便可平地起高楼，徒手摘星辰。在这个实践的过程，我们反思了课堂学习中存在部分时候仅仅停留于表面的问题，在实践中纠正知识理解的偏差，为以后更好、更深入的学习打下了实践经验与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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