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学森之问看中国教育隐患
钱学森先生在去世之前提出了一个令中国教育界羞赧的问题：我们的学校为何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令我联想到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引发了我关于中国教育目前存在的隐患的思考。 首先，要回答钱学森先生的问题，我们就要先理解这个问题本身，它的表述方式就代表着目前教育界普遍认同的观念。 培养一词，是中国教育模式弊端的一个缩影。单向的知识灌输和固定的培养方向，极大的扼杀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学生的好奇心不存在了，也就失去了继续探索更深层次的知识的动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我国现行的应试教育和标准化的考核模式却使得学生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在自己不感兴趣、没有天赋的科目上。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是没有一个领域的执牛耳者拥有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能力，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想要成为某个方面一流的研究者，必然要在这个方面下功夫。而为了达到我国高考制度的要求，教育机构却不得不逼迫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均衡的人。 教育者应该做的，是培育。培字，意为栽培，虽说老师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如若没有一个好的引路者，想要自学成才的可能性，也是很低的。这就涉及到了中国教育的两个问题：教育者的素质和教育内容的质量。教育者要求专业素质过硬的同时，还要有为人师表的责任感、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学生的尊重和关怀，摒弃急功近利思想，扎实立德树人理念。育字，则在于让学生自我发育，给他们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开阔的教育环境。而现实是，我们的教育环境早就被功利化目标和应试教育思维束缚住了手脚。 名师是学不来的，名师的成长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充足科学的教育教学知识架构、忘我的投入热情和孜孜不倦育人情操、把教育工作当做自己毕生喜爱的事业，进而才能热爱学校，热爱学生。但是我们都知道，受到当前社会环境和个人价值观的影响、社会对于教师这个职业的肯定和刺激等因素，部分教育工作者从事这个职业不是出于热爱而是出于对一份稳定工作的诉求，大学教授因为过于功利化的学术诉求而完全忘记了自己教书育人的职责，先辈饮冰十年，难凉热血的精神更是抛诸脑后，更有甚者假借教育为借口在学生身上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以各种暴力的形式给学生造成了一生的阴影，又何谈启发他们的才华？ 同时，大部分基础教育的老师也只懂得照本宣科，教学活动毫无效率和质量可言，只为了获取更高的成绩和升学率传授机械化的模板，单向的教学过程完全不给学生课堂的主动权，教学手段单一，教学内容毫无艺术性可言，本人的专业素养更是欠缺。当然，社会和家长对于老师的期望和要求也加重了这种情况，不看过程只要结果，过分保护过度干涉使教育工作者战战兢兢不敢有自己的想法等现象也早已司空见惯。 关于教育内容，无可否认的是我国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上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很高。但是教育内容单一僵化的问题更加不容忽视。教育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帮助人们实现了教育的目的。然而，今天越来越多的我们——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都已经渐渐忘记了教育的目的。恢复高考的这四十年里，我们一直在不停地奔跑，跑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累，却很少停下来想想，我们为什么要奔跑？教育正在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完成的例行公事：教师上课为了谋生；学生上学，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国家规定，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是为了通过上一级的考试；校长看上去像是一个企业的总经理等等。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教育的有效性正在慢慢消失。教育的实质不仅包含知识训练，还应该涉及社会和人生的伦理学训练。古代中国的教育固然有其功利化的一面，但也有其超越性的一面：学生们通过反复阅读经典的经书，来完善自己的道德，管理家族和宗族事务，进而服务于国家和天下苍生。 科举制废除之后，基于变革，中国教育向西方学习，由此形成了一整套语言、学制和评估体系。这一源于特殊历史环境下的教育体系，尤其强调功利性，即认为教育只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存在的：读书是为了救国；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工具等等。到了当代，教育的内容更显出其工具性特征：学生们希望通过教育，获得一些“有用”的技能，使他们能够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增强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获得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如果教育不能让他们实现这些功利目标，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教育——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读书无用论”渐渐开始抬头的思想根源。 我们都知道，只有自由开放的教育环境才能培养出无双国士，那么到底怎样的教育环境，才是真正自由的？ 教育界奉为圭臬的日美教育是这样回答的。日本的校园祭文化非常著名，学校的社团活动丰富多彩且专业性强，学生参与积极性高，著名学府中私立学校占大多数，且学术自主性极高，个性化教育提高了教育质量，而权力下放又盘活了教育资源。美国作为资本主义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非常注重优质教育，教育体系上大胆实行地方分权制，各地教育情况不尽相同，在学制上单轨制，各级各类学校的学制灵活，学校的课程设置多样，密切配合社会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同时也尊重和发挥学生个人的能力和爱好。 在西方的教育理念中，重要的不是学生说的“对”与“不对”，而是学生有充分的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众所周知，我们教育的目的是，获取正确的答案。可是学术的领域本不该有正确答案，也不该有所谓的学术权威，更不应该是执牛耳者的一言堂，也不应该是政治力量的喇叭。 设想这样一个情境，国家领导人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中国孩子会说“今天我幸福地见到了……”，美国孩子则会问“总统先生，您能告诉我为什么那么多人讨厌你吗”。这又是一组对比，这样的对比背后同样隐藏着那些宏大问题的答案。连小学生也懂得在有些时候必得用报纸社论语气讲话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创新活力的社会。对于中国孩子来说，见到了大人物就是“幸福”，长期的潜移默化，在孩子的无意识中，自己的“幸福生活”端赖国家的赐予，自己不需努力，甚至不需思想，只需爱戴 、拥护领袖，即可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对于美国孩子来说，总统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甚至是“不值得信任”的，每一个人的意见和思想都很重要，思想的裁判是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未来不能由领袖摆布，幸福、安稳的生活端赖自己的努力与创造。哪一种回答，或哪一种教育更通往健全的人格，已无需多言。 最后回到问题的核心——人才，我们是怎样界定人才的？ 杰出的人才应该在思想高度、思维层次高于一般人。什么样的思想和思维才能高于常人呢？眼界要看到更广阔的空间和局面，心胸更加宽广，做什么事情都有着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发心存在，这样的人是思想、道德达到了很高的层次。他们不着眼于个人得失，不计较个人利益。当前某些著名学府走出来的社会渣滓多见于报端，让我们不得不质疑，也许他们符合普遍定义的人才标准，但是以他们的道德，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才，杰出的人才！ 正因为我们对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紧迫感，所以就特别重视“才”。 “杰出人才”的培养是教育问题，同时轻视对“人”的素养的培养造成了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讲人的素养，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做人准则，是人格底线。没有底线的人是不会有高度的。 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注重对于学生情商的培养，在成为杰出人才的道路上，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势必会遇到很多挫折和困难，而我们的学生却不一定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和自信。目前的教育，就是把成功学过于浓墨重彩，而没有教会我们的学生，如果失败了该怎么去做，失败并不可耻，我们要勇敢正直的去面对人生的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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