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少年弑母案”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事情从被媒体曝出开始就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在媒体报道中，大多数媒体都以“12岁男孩持刀弑母”、“12岁男孩残忍弑母”，或是“我杀的是我妈又没杀别人，学校不可能不让我上学吧。”等弑母少年在事后所说的话当做吸引受众的题目或内容。除此之外。媒体还对男孩弑母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写，比如男孩行凶的动机、行凶的过程、被发现杀人后的表现等，被媒体大肆报道后的未成年施暴者吴某瞬间被带到了舆论的中心，遭受网友的谴责，如网友“风云学会陈经”直接称吴某为“小畜牲”。这些报道内容向受众塑造了一个残酷的施暴者形象，事件受到广泛的关注度离不开媒体的宣传报道，吴某所犯下的罪恶是真实存在的，但施暴者形象的背后也离不开媒体报道的引导。
媒体口中的未成年人
媒体根据自身文化和经营管理的需要，在社会和市场中刻意树立的，用以影响大众和表现自我的精神与物质的姿态和形象在理论上被解释为“媒体形象”。从另一个角度说，媒体形象是社会公众根据一定的标准和要求，对某个媒体经过主观努力所形成和表现出来的形象特征所形成的整体看法和最终印象，并转化为基本信念和综合评价。媒体在报道未成年人新闻事件时，为了传达自己的观点，塑造符合自身媒体形象的人物形象，往往会在潜移默化中固化未成年人的形象。
弑母案新闻报道中，媒体对十二岁未成年人犯罪细节的详细报道以及对少年的事后的表现的侧重刻画，十二岁少年的罪恶被不断放大，让公众一看到这则新闻报道脑海中就自然出现一个大逆不道、不知悔改的叛逆少年形象，这就是这则新闻报道中媒体给受众塑造的固化形象。除了媒体在这则报道中所塑造的叛逆、犯罪少年的施暴者形象，在新闻报道中还有不少被媒体所固化的未成年人形象。
例如在节目《真实第25小时》中播出的《拐卖重伤》部分，节目组在节目中注重刻画被拐卖儿童的悲惨经历与在两个家庭之间感情的变化，以及被拐卖与被找回带给孩子的双重心理创伤。被拐卖的孩子无论是被拐卖还是被寻回都面临着与自己所依赖的人分离的心理创伤，被拐儿童是被拐事件中的受害者但并非是唯一受害者，但媒体在报道中放大被拐儿童在事件中所受到的伤害，对于被拐儿童的寻回之路和与被拐儿童密切相关的人物都是以次要地位进行报道，对儿童及父母以及父母为寻回孩子所做的牺牲也是一笔带过，甚至对孩子归家后受到爸爸妈妈的宠爱没有一点提及，只是单纯描写了被拐儿童寻回的困境。对被拐儿童受害者一味固化，更加加深了被拐儿童在受众心中的受伤的形象，引起与受众的共鸣。
除了在被拐、留守事件中所塑造的受害者形象外，还有诸如家庭暴力等悲惨事件中所塑造的受害、受虐形象。如“深圳女童遭父母虐待”事件中，一小女孩在家中写作业和吃饭过程中遭到母亲连续殴打，除了孩子母亲用掌掴、揪住头发打、用扫把、塑料椅子等物品殴打孩子等方式进行家暴行为，当身穿美团外卖骑手工作服的爸爸出现后，也对女孩进行殴打。关于事件的起因，结尾的报道寥寥无几，一时间对孩子父母的骂声也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形象固化的幕后推手
媒体作为当代主要的信息传播工具之一，在信息传播上起着非比寻常的作用。在不同的媒体竞争之间，人物形象的刻画越是深刻，带给受众的切身感也就越强。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眼球”，大多数媒体在报道未成年人事件时，从一个“事实的忠实记录者”变成了一个“建构者”。如在西安“少女侮辱少女案”中对受害少女的遭遇及受害留下的后遗症做出强调，对施暴者少女的恶性进行放大，在受众眼中树立的施暴者和受害者对比鲜明。在被拐儿童事件中，对被拐儿童在亲生父母家与弟弟之间的打闹作为对被拐儿童的心灵创伤的放大表现等等，塑造被伤害的受害者形象等。
媒体通过对事件不同部分的放大，在受众面前构建不同的儿童形象。固化的形象越符合受众心中的儿童形象往往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形成“犯罪者就是罪无可赦，受害者就应该受到同情，备受保护”的固化思维。事实与报道的混淆，也是未成年人形象固化的一大原因，新闻本身就是事实，事实却不一定能成为新闻，一篇新闻报道通常会经过写稿人的收集素材、整理写稿、文章修饰等步骤，事实与报道之间有着诸多修饰语与连接词，这些修饰语与连接词在不同的使用程度下会有不同的意味。媒体“纪录片”式的报道方式，过度追求与受众之间的心灵契合，再受到道德伦理标准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形象塑造也往往表现出一定的主观判断性。
未成年人话语权的缺失更是为媒体固化未成年人形象做出了“突出贡献”。未成年人无论是在智力、能力还是判断是非上都一直处于劣势，未成人话语的权威性一直受到外界的质疑与挑战。但对于媒体来说，未成年人法律维权意识的欠缺，心智的不成熟都足以成为媒体掌握报道主动权的强大助力。媒体的受众也是以成年人为主，媒体和大多数成年人占据了话语的至高峰，多数未成年人处在失语状态，媒体强加给未成年人事件的观点，忽略真相，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媒体霸权。
固化后的阴影
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形象固化在多方面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未成年人形象固化就意味着未成年人的被定义，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都有过被伤害的经历，掌握报道主导权的媒体对未成年人固化形象的大肆报道也让身处风暴中心的未成年人再次接受舆论审视的眼光，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过度曝光，在世人眼光中被固化的“自己”都是对未成年人的二次伤害。如在校园暴力中被塑造的受害者，不仅遭受着心理的创伤，还要面临被媒体曝光宣扬后周边人的“关心”所带来的烦扰，如云南宣威14岁女生在遭受校园暴力后不堪压力服毒自杀等始终困在创伤中难以走出。
从事件发生到媒体报道，受众对事件的了解往往是通过媒体的传播。媒体一味的固化未成人形象，对受众看待事件的角度会带来导向性影响。长期处在拟态环境中的受众在看待未成年人事件时所形成的定式思维，往往会导致受众失去自我判断的意识与能力，对媒体报道的事件缺乏自身的思考，质疑精神的消失，跟随大众的舆论潮流，成为大多数受众面对未成年人事件唯一的方式。在后真相时代，思想固化下的受众会陷入到定式思维的漩涡，感性大于理性，真实的真相不再那么重要，情绪的影响力大过了真实事实的影响力，如果出现与自己立场相悖的证据，陷入了定式思维的人们更倾向于无视这些消息。以自我的标准去评判事实，在接受媒体信息时也会忽略到事件背后更多的事实报道。
未成年人事件发生的背后，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家庭问题等真实的情况被谴责或同情未成年人的舆论所掩盖，事件带给人们的反思也无法帮助人们正确识别周边环境的变化，也不利于真实的反应未成年的形象。固化形象对媒体也并非是百利而无一害，在事件发生短期内，媒体的形象固化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非常大的宣传作用，但以塑造未成年人固化形象的方式扩大事件与媒体的影响力，在长期来说，这种方式在不断消耗着受众对媒体的信任度。随着事件风波的过去，全面的真实的情况渐渐浮出水面，受众对媒体的能力就会产生质疑。媒体间对未成年人的形象塑造也加剧了媒体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媒体形象的塑造成为一家媒突出与其他媒体差异化的直观标志，媒体争相使用夸张，突出，与实际不完全相符的题目或标题抓人“眼球”违背新闻报道真实性的原则，形成恶性循环。
http://www.dxsbao.com/shijian/154034.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