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理论由司马迁总结历史上许多伟人逆境著书的事迹后提出，明代中叶，李贽继承并完善了“发愤之所作”这一学说。“愤”指作家意有所郁结，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怨愤郁结，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同时它又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以及极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发愤著书”揭示了文学创作和人生经验之间的关系。坎坷的生活阅历或悲剧性的人生经验成就了伟大的作品。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只要仔细阅读并关注一下作者的人生经历我们或多或少可以找到一些相似点。“发愤著书说表现了作家进行艺术创作的心理动力。写作是将内心深处的无法排解的痛苦通过文字表达出来，对于作家来说，写作或许是最好的发泄方式。“发愤著书说”强调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可能与浑浊的现实或官场格格不入，或不被理解，或被诟病，有愤之后通过写作来抒发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崇高的人生理想。“发愤著书”还说明了我们在写作时强调的一点，一定要有自己的真情实感。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一句话可以证明这一点：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和其发愤之所表达的作品无一不具有重大价值。后期杜甫李白欧阳修韩愈等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发愤理论有所补充。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他后期仕途不顺，又因战乱过着流离颠簸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表达现实和理想的诗。用《登岳阳楼》举例说明，此诗作于唐代宗大历二年，杜甫已经五十七岁，离生命终结仅有两年，当时他处境艰难，凄苦不堪，年老体衰，病痛缠身。首联“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路。”可以看出作者对洞庭湖向往已久，多年的向往实现了应该是高兴的，可是看不出一点愉悦之情。实际上昔与今之间是一段漫长的时间差，在这段时间里国家在变，人也在变。当年的心境和现在已经是截然不同了。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人民的深重苦难，杜甫个人的悲惨遭遇，这一切都凝聚在一起，凝聚在杜甫的心头并随着他一起登上了岳阳楼。这像是一声长叹，长叹里包含着他忧国忧民，伤时伤世的情感。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借助想象主要写洞庭水。颈联“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回到自身处境，亲戚朋友都没有一点儿音讯，写出了诗人的孤苦，但主要是音信断绝，自己无法了解国家和社会的现状，这对一个心心念念记挂这国家安危的人来说在精神上是非常孤独和痛苦的。尾联“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前一句是想象，后一句是实写。身在洞庭，心在长安，孤舟虽小却装着整个天下。此情此景怎能不叫人潸然泪下。作者有感而发，由“愤”而作。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开篇叙述，三四两句描绘岳阳楼的宏伟壮观，并加以形象的比喻，增强了作品的生动性。最后两句运用抒情的手法，揭示诗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另一个方面这首诗跳跃性极强，从喜悦到雄壮转为凄苦，尾联变为浓浓的悲伤，感情丰富。
在我看来：杜甫之诗之所以如此情深义重很大程度上是环境造就了他，越是贫穷潦倒，痛苦忧患的体验就越深刻，忧思感慨就会越浓烈，作品也就越能打动别人。在逆境下不改初衷，坚持理想。无功无名转而开辟新的道理，将自己的抱负通过这样的方法表达出来。发愤理论中发愤是一种途径，发愤不仅是创作的动力，更是创作的目的，发愤就是为了表达，发出自己对改变当时现实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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