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治愈”，而是“理解”：
严重的残疾可以淹没对社会地位的所有其他要求，使生活中的所有成就、其他社会角色，甚至性别都退居次要地位。残疾不仅是一个角色，它更像是一种身份，一种所有社会角色都必须为之让步的支配性特征。在墨菲完全陷入瘫痪的过程中，他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低能儿，身体和精神上的依赖对照护者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静默破坏，年龄和性别的差异化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重塑整个家庭的权力结构，他们的社会关系也出现了病态，所有主客观环境都变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在本地做了异乡人，甚至成为了流亡者。
这种身体永久的致命性的残缺，个体内部结构的缺失，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矛盾以及社会的结构性暴力让墨菲对生与死产生存疑。也正是他在全书序幕当中援引的问题：“一个（残障或瘫痪的）人如果死了，会更好吗？”。
但不曾想知，他在深度的相处中接纳并找寻了“残疾身体”的生命意义所在，否定了以上所言。一种作为本体、存在、活在世上的条件的探索，他将自己所有的碎片化经历，以及所有的伤痛和愤怒，相互连结勾勒成具有意义的现实语境。他以环境的重现，文化界限的突破和生命价值的超越来抵抗鼓励、不安、丧失与自闭，他认为自身所做之意更在于理解而非治疗。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和给予感正如一位来自纽约州北部的截瘫女士对他的信任和认可：“您的分析是真实的，您的语言是客观的，您关于‘不仅为了治愈，更是为了理解’的探讨给我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同感，我相信应该还有很多人也有这种感觉。”
生命无药可医，一种宁死不残的解读是一种对身体受损的最终诽谤，因为生命价值和存在的权利无可比拟。人身上的那种对文化的束缚变得僵化和盲目崇拜，比自己身体的束缚更严重。“活着”永远是生命最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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