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李鸿章称为大清的裱糊匠，那么张之洞就像是一个修船工，反复更改方案，为了这条船修修补补了大半辈子后，终于发现这艘船最大的问题就是设计太陈旧，船长太腐朽，于是自己重新做了个设计图。他虽然没能再造出一艘崭新的大船，但他留下的设计图，却大大加速了旧船的毁灭。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早年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内阁学士等职，曾是清流派代表人物。之后补授山西巡抚，开始由清流派向洋务派转化。中法战争爆发后，先后受命署理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正式开展洋务事业：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筹建芦汉铁路，创办各类书院、学堂，大量派遣留学生，编练湖北新军。张之洞也因此被称为继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后的“洋务殿军”。由于出色的洋务实绩，张之洞的政治声望和影响与日俱增。可以说，地方主政的丰富经历和突出政绩为他此后参与清末一系列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
自鸦片战争之后，一些中国士人就已敏感地意识到，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必须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的发展成果，以弥补中学之不足。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朝廷上下的有识之士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单纯的器物学习无法真正实现国家富强，必须进一步向西方学习，实行变法。
然而，不同派别对于变法的具体方向却议论纷纭，莫衷一是。面对思想混乱的局面，张之洞在充分了解各种观点并加以评判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变法主张。在维新变法即将进入高潮之际，张之洞发表《劝学篇》，集中阐述了他的变法思想。
在该书序言中，张之洞着重分析了当时关于变法的两种观点：“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 “新学”主要是指维新派主张进行根本的制度变革，仿效英、日等国实行君主立宪，并通过新式报刊广泛宣传西方近代的民权与平等学说，攻击传统君主专制制度及纲常名教。“旧学”是指顽固派声称“祖宗之法不能变”，反对任何改革。新旧两派相互攻讦，难以形成共识，人们无所适从，无疑是不利于变法大计的。张之洞甚至担心，长此以往，“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在张之洞看来，新旧两派在变法问题上都走向了极端，他主张“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在新旧两方面矛盾冲突之外选择一条稳健持中的变法道路。具体而言，就是既要“务本”，又要“务通”。他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这里所谓“旧学”或“中学”，是指作为传统社会思想基础的纲常名教，不可动摇；所谓“新学”或“西学”，是指学校、报纸、工商、铁路、军队等近代事业，应该大力举办。
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变法活动戛然而止，但改革已成为大势所趋，不可遏止。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在内外压力之下，清政府发布了一道新政上谕，宣布实行变法。这道上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关于变革的根本宗旨，提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纲常名教不可变更，而作为制度层面的“治法”则可以因时制宜地调整；其次，关于变革的具体内容，提出要突破洋务运动的藩篱，由学习“西艺之皮毛”进到“西政之本源”，即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再次，关于变革的基本方式，坚持走一条稳健的变法道路，指示大臣在上奏时要“酌中发论，通变达权”。虽然这道新政上谕的具体内容并非由张之洞提出，但不难看出，贯穿其中的变革思想与《劝学篇》高度一致。这也表明，进行“会通中西、权衡新旧”的稳健变革已成为当时执政者的普遍共识。
由于张之洞此时的政治声望和影响进一步提升，因此清政府在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推行新政的统筹机构时，特别任命其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为参预政务大臣，参与新政筹办。经过广泛征询和反复商议，张之洞实际主持完成了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构成一套全面系统的改革方案。无论从具体内容还是基本精神来看，都延续了“中体西用”的变革宗旨，坚持走一条稳健的变革道路，可以看作是《劝学篇》改革思想的具体化。该方案很快得到清政府谕旨批准，对于此后的新政产生了重要的指导意义。之后，张之洞又程度不一地参与到学制变革、经济体制改革、军制改革、法制变革以及预备立宪等清末新政的各个方面，有效推动了新政的具体实施。
宣统元年，张之洞卒于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任上。尽管他在生前和身后得到的评价毁誉交加，但他始终坚持的“会通中西、权衡新旧”的稳健变革道路，对于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的新形势下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孙中山先生在卸任临时大总统后访问武汉，在与参与了武昌起义的将士推杯提起了张之洞，说“以难题造成主裁并富满座，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或许这就是对张之洞的一生最好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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