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讽刺，影射 —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
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写于1943年末到1944年2月。4个月的时间里，乔治·奥威尔就完成了《动物农场》三万字的写作。此时，1943年的的欧洲东线战场上斯大林如沐春风，全歼德军第六军团，赢得库尔斯克会战胜利，从此德军在东线完全丧失战略主动，同时，北非战场、太平洋战场相继传来捷报。
就在西方社会普遍接受苏联这个战火中崛起的国家，团结在盟军所谓的“反法西斯”旗帜下。但《动物庄园》的创作讽刺的恰好就是那个时候的斯大林社会主义。
奥威尔创作《动物庄园》非偶然，他在后来总结自己的写作时，他坦然承认“过去的全部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把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我为何写作》）。
所以，奥威尔的创作与政治，与社会紧密相连、相关，这是他一直所追求的创作审美。于是，我们在《动物庄园》中可以看到许多的象征或者说是影射。比如：当农场主不能满足动物的需求，动物在猪的带领下赶走了农场主——十月革命。农场主带着人回来，被猪带领动物击退，外界开始流传动物庄园的歌曲和恐怖事迹——国内战争、冲突帝国主义的封锁。雪球许下美好生活的祝愿，并和拿破仑爆发激烈冲突；拿破仑带着饲养的恶犬驱逐了雪球，并成为独裁者——托洛茨基的逃亡，斯大林的独裁等等。
1936年，奥威尔与妻子结婚，西班牙内战爆发。奥威尔与妻子一同远赴西班牙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军。本来习为了保卫共和政府所代表的民主政体的奥威尔却目睹了左派内部的生死斗争。因为深受重伤的奥威尔不得不回国修养，却在此期间看到共产国际领导的国际纵队内部斗争和清洗。他对苏联所控制的西班牙共和派表面上代表进步、民主，却进行政治及人身迫害、思想控制的种种做法感到愤慨。所以，他才会说“自1936年以来，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用来直接或者非直接的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民主社会主义。”
或者说此时的奥威尔想讽刺的不光是乌托邦社会，而是因为目睹西班牙革命遭受苏联大清洗波及，许多正义之士惨遭污蔑，而苏联方面却通过极权手段掩盖事实，操纵舆论导向。甚至连一个相对民主的国家，英国的公民也不能在这种扭曲和操纵之中保持理性、辨别真伪。在我认为，对斯大林集权独裁的讽刺才是奥威尔一直在文中说想体现的。
故事的最后一章，集权主义的统治地位完全建立，唯一的戒律得以荒谬的存在：凡动物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动物比别的动物更加平等。而动物们已经无法分清人和猪的区别了。
当读完最后一章，便会觉得奥威尔是多么的了解极权独裁的发展，从而预测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对母鸡（农民）的压榨；猪（苏共）成为特权阶级；最开始的信条被不断修正；动物庄园粮食紧缺；拿破仑开始同人类庄园合作；雪球成为一切阴谋活动的幕后指使；动物庄园的大屠杀（大清洗）；风车的修建；历史的篡改；拳师的去世；声响器的愚民政策；拿破仑绝对正确（个人崇拜）；猪开始双腿行走；绵羊口号的不断修改；动物庄园改名换姓（苏联解体抑或戈尔巴乔夫改革）等等一系列影射政治的内容。
《动物庄园》通过动物的这一独特的主体，用来代替了高等动物—人类。用了一种寓言的手法讽刺了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的集权和独裁，并且奥威尔通过影射象征，预测了苏联社会主义集权独裁的发展。这一点在奥威尔的《1984》中得到了更好地体现。这些寓言，讽刺，影射都离不开奥威尔的创作追求，他本来就是一个会根据自己的认识修正自己政治观，所依据的是自己的良知的作家。用他的传记作者杰弗里·迈耶斯的话来总结就是：“奥威尔在一个人心浮动、信仰不再的时代写作，为社会正义斗争过，并且相信最根本的，是要拥有个人及政治上的正直品质。”
而奥威尔的创作离不开的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他坚定不移的创作追求。但因为当时的社会背景，1945年战事告一段落，意识形态斗争提上议程，苏联与英美法在利益划分上纠葛不清。《动物庄园》变成了英美的政治宣传工具，变成了一件很有用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武器。社会思潮赋予了这本书更多的意义，使他变成了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的斗士。这与奥威尔的本意已经产生了偏差了。奥威尔旗帜鲜明的反对的是集权主义和斯大林的独裁，支持的是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奥威尔在序言的最后强调：“许多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可能有这样的印象：它以猪和人的完全修好收场。这不是我的原意；相反，我原来是要再一种很不协调的高音符上结束，因为我是在德黑兰会议以后写的，大家当时都认为该会议为苏联和西方建立了可能范围内最好的关系。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良好关系会持续很久，而事实证明，我没有错到哪里去。”
奥威尔的确没有错到哪里去，哪怕他一直对政治抱有幼稚的美好幻想。但他也一直执着的以一种纪实寓言讽刺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政治。并通过这样的寓言影射未来，影射政治的发展。所以，奥威尔的创作目的虽然被曲解，成为一种当时的政治宣传工具。但是，《动物庄园》的创作，不光是反乌托邦，反对集权独裁，更多的是以一种寓言的形式讽刺当时的政治，影射以后的未来发展。不光是反乌托邦文学思潮，还是反对集权独裁的文学思潮，《动物庄园》这本书都有一席之地。
奥威尔这样一个出生在殖民地小官员家庭的社会主义者。曾当上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殖民地警察，也曾在社会底层和接近底层的状况下生活，从来不惮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从来对社会公正有着执着追求。这可能就是奥威尔创作这么多政治寓言讽刺小说的社会理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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