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改革开放，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便是经济方面的各项大刀阔斧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股份财税制度改革等概念都为人们耳熟能详。但实际上，改革开放是一项全面而深刻的政策，除了以经济为重点的内部改革外，对外交流的开放之门亦在今日中国的腾飞上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而除了经济特区等的对外跳板的设立，更加开放的外交政策同样为国家的富强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李景贤先生的《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追忆》与田曾佩先生的《中国与原苏联各共和国建交始末》讲述的是两端前后相接的历史，皆围绕着中苏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建交事件展开。所不同的是，前者叙事所带的个人激情更甚，而后者则更多在于过程叙述，我认为这除了个人性格不同外，还有“破冰”与“延续”难易的差别原因。回观历史，中苏关系可谓历经几番起伏，从新中国初立时的亲密结盟，到1960年左右开始的破裂期，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成功“破冰”，其变化的根本因由自然是国家利益，但是得以转变的契机同样必不可少。而改革开放，毋庸置疑是中苏关系“破冰”举足轻重的一环。
一方面，改革开放极大地拓宽了国内外市场，但这同时也导致了需求的激增，而幅员辽阔的苏联无疑具有强大的资源供应力，再加上其老牌的军事工业实力与巨大的国际影响力，缓和与苏关系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意义重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而苏联在冷战格局中的式微使其同样需要谋求中方的正常合作，以扭转自身的不利形势；同时，改革开放国策的施行为双方再次建交提供了更加积极便利的政策支持。
我们可以从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中的种种细节探究这一次的“开放”特点。其一，会面时“不拥抱”、恢复“同志”称呼等行为，从侧面表达了开放中的平等友好合作态度。不能否认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外交中，所谓的结盟抱团由于政权的新立与经验的不足等，中方相对处于弱势。但在这次会见中，漫长的握手代替拥抱，在充分显示双方会面的尊重之时，同样以微妙的差异表现出更为平等独立的姿态；其二，对柬埔寨问题的不妥协与各领域的协商合作条款，体现了开放应建立在坚定谋求和平的前提下实现更大程度上的互利共赢；其三，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对“中苏论战”中错误观点的坦然直言，不仅令我们领略到会谈双方的豁达胸襟与实事求是的珍贵品质，也从侧面反映了开放的包容性与思鉴性。而后紧随的与原苏联各共和国的外交活动，既是开放的进一步延续，亦为我国外交政策上的前瞻性提供了有力佐证。
改革开放依旧在轰轰烈烈地行进，而今，苏联早已湮没在历史的洪流里，但开放之路仍在前行。我们应继承先辈优秀思想，把握时代动向，以更加包容而热情的姿态向世界唱响中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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