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必定的先天条件下追逐天光，自然又带来新的火种。
翻开《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映入我眼帘的就是几张冲击性比较强的图片:女人手环着怀里的孩子、略有些空洞地向旁侧望去，一些平民举止之间透露着陋习、但是笑得绚烂无比，以及还有庆生的天皇、法国前总统等领袖的图像。这些仿佛折射出一种类似对比的手法，却也不尽然。略微揣测作者的用意之后，作者的主题又已经在前言中昭然可见。
贾雷德.戴蒙德（本书作者）问道: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换句话说，为什么世界上不同的民族，会有截然不同的命运？又是什么决定的征服与被征服？作者以他“多学科思维格栅”的角度和鞭辟入里的分析向我们缓缓道来。
人类与人类
过往很多人考虑“欧亚大陆人征服、赶走或大批杀死早期美洲人、澳大利亚人和非洲人，而不是相反”这一情况的时候，可能会想到的是种族或者文化的优劣。在西方“源远流长”的种族文明优越论也曾一度被奉为真理，但是并不能让我完全信服。虽然我对此论了解甚少，但历史上资本积累中的暴行至少说明一种明显的差异——资本家杀害手无寸铁的百姓，蹂躏窥伺觊已久的他国国土，却自诩为“文明人”。
而作者认为地理环境是导致强弱、贫富的根本原因。我大概梳理了一番，这个原因的揭示则是因果链式论证。东西方向延伸的欧亚和纬度因素等使得这块大陆气候差异小、跨越度并没有其他陆高，这种情况适宜人口的定居、最初的社交，并且导致农作物的流动性增强。当人口的数量增多，他们在这一块适合粮食生产的大陆上参与农耕，大力发展生产力，用来养活更多的人口。与此同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甚至为这块大陆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二十世纪之前大型食草哺乳动物只有十四种，这块大陆上先天就占了十三种；加之生产发源地也具有非常优制的农作物。人们通过驯养动植物发展更先进的农业，而多余的生产力就可以从事社会制度的制定、武装设备的制作、航海技术的发展、流行病和语言文字的研究等方面，冶炼技术、火药、语言等得以发展，并且随着地理便利的条件流动愈多，因此推动欧亚大陆文明发展。
与此相反的是，其他几大洲发展的速度因为先天地理条件的落后而远远降低。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就构成了历史的最广泛的模式。
这样看起来貌似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似乎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决定了，而这个单靠民族的自我奋斗并不能完全实现这个角色的翻转。
然而既然如此，近代中国与西方角色地位为何又不平等呢？
在本书中，作者认为中国地势平坦又相对隔离，便于形成一个大一统的集权国家，而中国的朝廷还作出停止一些技术发展活动的决定，对失去早期优势产生了剧烈的影响。也就是地理的先天条件下君主的错误决策回答了“为什么中国又会落后于西方”。对此缺乏一定的事实依据加以支持，我持保守态度。
但不可否认的是，先辈在追逐天光的时候，自然又为其带来了新的火种。中国文明凭借着地理条件，总体上是独立发展的，一直有着自己的鲜明个性。张宏杰在《简读中国史》中也认为与外部的隔绝程度是它没有中断的原因之一。而地理因素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又为近代中国带来了现代性的思考。
新大陆的原生文明在征服中被摧毁，但今日的文明依旧存在“马赛克式共存”。我们的文明不仅仅是通过传世的檄文、慷慨的遗恨来体现，更是在海纳百川、协和万邦中彰显出新的活力与魅力。
人类与病毒
病毒的威力是巨大的。书中也提到:“在征服战争中同样重要的是在驯养动物的社会中演化的病菌。”在西方征服其他文明的过程中，我们最容易联想到的是书名中的枪炮，枪炮的背后也依赖钢铁等工业发展的支持。而病菌的征服是作者提出的一大亮点，对于如今新冠疫情下的我们也具有借鉴意义。
人类的专化病菌原是类似感染动物的祖传病菌衍变而来，例如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等。征服这些感染病毒的动物（前文提到的十四种大型食草哺乳动物）的人成了第一代受害者。而这些人又发展出对这些病菌的免疫能力。当这些有部分免疫力的人民对美洲、澳大利亚、南非等地发起征服时，他们给没有丝毫免疫力的人带去了病菌，使99%的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病菌的人因之而丧命，只有1%的是死于战争征服本身带来的杀戮。书中一句话表明了病菌对此的作用:“从驯养的动物那里通过这一途径而最后获得的病菌，在欧洲人对美洲、澳大利亚、南非和太平洋诸岛的土著的征服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与其说是人类对人类的征服，不如说是人类与病菌彼此征服的过程。
据我们所知，在这过程中，病菌似乎总喜欢和人类“两败俱伤”。作者也认为“这似乎是特别令人费解而又自拆台脚的事，因为病菌杀死了它的宿主也就杀死了它自己。”我们在欲求征服动物的时候，就无意间开始了对病菌的征服。从病菌的角度上来看，它征服人类的方式就是靠着自己超强的传播能力实现在人类身上的不断繁衍。然而带来的一系列致死的症状在作者看来，那只是宿主症状促进病菌高效传播、即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无心的附带结果。我对此颇为认同。
人类在追逐天光的时候，自然又为其带来了新的火种。
人类在其中不断发展出更强的免疫力，自然选择又可以改变我们一代代的基因频率。我们不断突破医学上的限制，对病菌的抑制、征服的过程永远不会止步不前。与此同时，病菌则通过自然选择适应新的宿主和传病媒介，与抗药性愈强的“超级细菌”的性质不同的是，它们为了更好的传播，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己致死能力，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观点“传染性病毒或细菌的毒性会逐渐减弱”。
最初绝对性条件下的人类与病菌彼此征服，慢慢衍变到今天，也近乎达到了“马赛克式共存”，或者说是人类与其他生物。拿全体人类和其他生物来说，一者依靠先天赋予的特性，基本上不可能完全征服另一方。而且在征服的过程中，双方给自身带来的有无限未知的风险，地球上也上演着无数惨绝的一幕幕。
而如今新冠病毒与人类类似于此，仍然处于彼此征服过程当中。人类可以从《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得到一些启迪。或许——这场征服的结局不是一者消灭另一者，而是由自然带来新的火种之后，一种新的共存模式随之诞生。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征服之中，受害者从最初遭遇疾病痛苦的侵袭后的痛苦不安到后来返回现实、接纳自我的淡然处之，永远不会是一蹴而就，但也不是转化后的一成不变。四面楚歌的绝境与浴火涅槃的新生也正是一种“马赛克式共存”。磐涅而来的人类不会让自己的生活就此崩塌，但也不会全然忘却旧的自我，贵在求无处不在的矛盾与共存之中的一种平衡。个人会从危机中获得自救，国家也一样。一些治理力度不够的国家可能会因此遭受重创，另一些国家却在淬火之后开启新的辉煌篇章。而是否应该在这场新冠与人类彼此的征服中互助共度难关、能否达成国家之间携手共存的共识，同样值得每一个人深思。
我沉思着合上此书，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一直如此——
最初绝对性条件下的征服也可能带来的是“马赛克式共存”，无论人类之于人类，人类之于病菌，还是四面楚歌的绝境之于浴火涅槃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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