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庄子以衣傍水，正坐在一条名叫刁河的小河南岸。刁河，从长度和宽度上来看，都不能称得上是一条大河，但它的脾气有时候却很差，特别遇上丰水年，雨水过分充足，经常就会泛滥咆哮，淹掉大面积的农田庄稼，幸好有一条长长的河堤隔在中间，我们的庄子才能在这时候幸免于难。
但平时我们对这条河流还是非常仰仗的，吃水用水都还要从刁河里取用。
那时候，村儿里是没有自来水的，全仗着我们家那口古井，村子里的人才能吃的上水，而听我爷爷讲这口古井又全靠着这刁河的水来补给，我们才能在这里安居乐业。
我印象里，村子里到了夏天是特别闷热的，而这时候我家的这口大井周围却是能聚上不少人，那是因为这里有一片很大很大的榆树阴。我爷爷也不能讲的清楚这棵榆树到底是什么时候长在这里的，不过这棵榆树像是因为与这古井作伴的缘故，倒是长得十分茂盛，它撑起的大大伞盖能挡出来一片很大的阴凉，给我们这些身处火炉中的人们一份难得清凉。
榆树下，出现最多的一个身影就是我的爷爷，那时候我爷爷还很清健，他有睡午觉的习惯，但醒的很快，约摸半个钟的功夫，他就会准时蹲在榆阴下边。我爷爷最是个闲不住的人，没事总喜欢拿起锄头、钉耙什么的在树下边捣鼓捣鼓，看看耙头是不是松了、锄面是不是锈了，看得出，他真的很爱惜它们，就好像它们是他的孩子那样。
下午来人的时候，爷爷总会习惯性拍拍手的灰，站起来问上一句“吃了没呢？”然后转身回屋里提两把椅子出来，接着就是两个人坐下来闲聊家常，慢慢地，太阳西移了，在这当里，有不少人加入了爷爷他们的聊天队伍，榆树下边也慢慢地沸腾起来。当然，只要来人了，爷爷照样是打完招呼就去拎椅子出来，到后来人渐渐多了，已经没了椅子，那些年纪稍微小一点的人就会主动把椅子让给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然后脱了一只凉鞋垫到屁股下边，顺势背靠在树上，那样子，像是比坐在椅子上还舒服些，而爷爷到最后也一定是会把椅子让出去，随手拉过来靠在榆树上的锄头坐到把上去。爷爷的那把锄头把很结实也很光滑，但他每次都能坐的很稳很稳，我从没有看见他掉下来过。
在这一群人中，爷爷和几个年龄大的老友，自然而然形成了人群中的“一派”，他们坐在一起谈天说地，讲着方圆几里的大事小事，谁家的人没了、谁家又娶新媳妇了等等等等。我爷爷是毛主席的忠实“粉丝”，虽然毛主席已经去世那么久了，但在我爷爷的心里他永远永远是我们的大救星、活菩萨。有时候，他们可能正在热火朝天的谈论着另外一件事，这时候我爷爷就可能突然来一句“还是人家毛主席能哩很，你看看人家…”接着话题就被他“颠覆性”带偏，而成了关于毛主席的专题故事会，不过，似乎没有人会介意，他们反而像我一样也爱听他讲毛主席的故事，甚至有时候在一旁的妇女们也会静下来听他绘声绘色的讲述，而我的爷爷肚子里好像也装着永远也讲不完、讲不烂的红色故事。
在座的，很有几个和爷爷非常谈的来的老友，有我们的老邻居小爷爷、河堤下住着的王老伯还有南坡的老汤爷，他们这三个老友用“惺惺相惜”来形容是最合适不过的。其中，爷爷最尊敬的要属老汤爷了。
但是后来，老汤爷走了，榆阴下，原本谈天说地的一帮老哥突然少了一个，大家都很难受，气氛也没有原先那么高涨。爷爷心里更是难受，但他依然坐在榆树阴下讲着我们爱听的故事，只不过在这以后，关于他和老汤爷的故事更多了。有一次，在讲到，他和老汤爷1961年在陕西逃荒的故事，爷爷竟情不自禁的呜咽了起来，“那时候，我还不到17岁，饿的两腿就像打了结儿，怎么也站不起来，是老汤饿着肚子一步一步地把我从陕西背回了河南，我就是到死也忘不了他对我说的那句话‘咱两就是死也得死到一块喽！”…最后爷爷终于没能控制得了自己，抱着头痛哭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爷爷哭，他哭的那么伤心，像是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再后来，我爷爷也走了。我记得很清楚，走的那天晚上，是正月初六，爷爷的四肢已经僵硬了，只有眼眶里的那两颗失了色珠子转来转去，来回打旋儿，，我们一大家子都静静地围在他的床头，悲伤之余，面面相觑。我哥哥握住他的手，泣不成声的说:“爷爷，您就放心的走吧，等您去了，我们就把您埋在老汤爷的坟旁，让你们老哥两在地下也能说上话。”爷爷听罢，像是缓了一会，终于闭上眼睛，安心的去了！
如今，两座高坟比肩而立，坟上绿草如荫，一棵榆树耸立坟旁。听，或许，此时此刻，他们又在榆树阴下闲聊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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