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出版自由路
在1644年，英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和政论家约翰.弥尔顿为了抗议国会恢复全面检查出版物的法令，写下了《论出版自由》一文，并借助回答国会质疑的机会将其宣读于众。在后来欧洲和美国的出版自由斗争中，他的这本著深刻的影响着资本主义国家对出版自由权利的保障。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上看，弥尔顿是第一个提出“出版自由”口号的人，他的这一口号因极富人权与自由的思想从而有力的推动了欧洲及世界各地资产阶级运动的发展。从新闻史的角度上来看《论出版自由》一书也为近代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在那时候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才刚刚取得一些胜利成果，弥尔顿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他自然是坚决地反对封建专制，支持共和政体，提倡捍卫基本人权。所以，在1643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内部长老派试图恢复被废除的出版许可制度时，崇尚理性与自由的弥尔顿迅速地站出来对长老派这一“开革命倒车”的行为进行了抨击。
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弥尔顿充分的表达了自己对人性的肯定和对人权与自由的崇尚。弥尔顿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性去分辨善恶。他说：“在我们这个世界，关于恶的认识与观察对人类美德的构成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辨别错误肯定真理也是十分必要的。”这就要求人们要兼容并包的去读书，他认为读论文和听理论是人类探索罪恶与虚伪的领域最为安全的方法。在弥尔顿看来，自由与人的本性两者联系甚密，充分给予人们自由是尊重人性、维护人的理性和尊严的重要途经。更重要的是，自由的最终目的是追求真理，对自由的限制无异于是对真理的破坏。因此，国会应该做的是保证人们充分的享有出版、阅读和分享书籍的权利，只有通过这个途径人们才能够用自己的理性和判断力去追求和捍卫真理。
在《论出版自由》一文中，弥尔顿严厉地控诉了出版检查制度的罪恶。在他看来，这种“在书籍出版前对其进行事先检查和审阅”的行为是人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最大的阻碍。他得出这个结论的客观逻辑原因有四点：第一、国家任命的检察员们没有能力胜任他们的工作，他们所得的判断都只不过是他们狭隘的胃口，这无疑是对书籍的滥杀，也是对作者智慧思想的滥杀。第二、既然国家在选择检察员时会犯错，那检察院在选择作家的时候同样也会犯错，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侮辱和损害。第三、查禁“坏书”不可能消除邪恶，甚至还会阻碍人们发现美的光辉，因为善恶本一体，消除恶的同时善也因为失去了参照物而一同被消除了。第四、邪恶是无法通过查禁书籍来根除的，语言的传播使得邪恶依旧得以流传于人世。弥尔顿控诉出版检查制度的主观原因在于它可能会损害真理，他说：“因为我们的眼睛已被偏见和流俗蒙蔽，一眼看见真理时很有可能认为它比许多错误更不堪入目，更不受欢迎，正好像许多伟人看起来让人感到轻蔑可耻一样。”弥尔顿坚信，只有废除出版检查制度，才能够解除对真理的束缚，使之发扬光大。
纵观历史长河，自由流通的思想和知识促进着这个世界的日新月异，后世的人们用实践证明了当初弥尔顿呼吁出版自由的正确性。观照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奉行的“上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的统治理论，还让我认识到当权者想通过控制公民言论和思想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一做法都是行不通的，这种为了满足少部分人私利而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终究会被群众推倒，当群众的沉默触底反弹后，带来的将会是对统治者的强烈反击。
纵观新闻发展史，在评论弥尔顿对新闻界的贡献的时候我们应该理智的看到，《论出版自由》虽说是为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但总体来看弥尔顿的出版自由和新闻的自由主义理论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论出版自由》只能算得上是争取出版自由斗争中的一个开端，而且其本身还有一定的狭隘性。弥尔顿提出的自由是针对特定的群体的自由，即高尚、有智慧、有教养的人（当时的资产阶级），虽说比统治阶级更广泛，但这一评判标准使得出版自由权利依然属于少数人，权利依旧是不平等的，但自由主义理论中规定的自由却是人们普遍享有的一项权利。其次，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涵盖了所有的出版物（包括报纸），而新闻自由主义理论只针对报纸等新闻产品，而且还系统化的规定了这些产品的性质和功能等，由此看来，新闻自由主义理论的形成除了受《论出版自由》的启发，还经过了很多其他的补充和发展，最后才得以形成体系。
总而言之，弥尔顿的这本著作是当时资产阶级进步性思想的代表，他本人作为一名思想家和革命家，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做出的贡献值得我们的肯定和推崇。但是在对《论出版自由》和近代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要认识到，后者虽源于前者，但我们在分析和评价的时候要重视它们之间的差异，不能盲目的将其等同来看，要理智的看待前者对于新闻界的影响。只有坚持这种客观区分和理智看待的研究方法才能帮助我们正确的认识新闻发展的历程，为未来的实践活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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