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暴力一直在发生，从未被大规模讨论。最近发生的北京海淀中关村二小校园暴力事件无论后续是否会出现剧情反转，都已然成为一次揭示校园暴力现象存在、并促使社会对事件进行广泛讨论的契机。
“暴力街区”海淀
北京市海淀区可能是全国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区域，半数以上人口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全市百分之六十的两院院士生活在这个区域里，同时也是社会资源最集中的区域。据北京市社科院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北京蓝皮书《北京社会发展报告（2015—2016）》显示，海淀区与朝阳两区两区集中了全市36.44%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与44.04%的企业负责人。暴力从来就不必然与“野蛮”和“贫穷”挂钩，表面上十分文明的海淀也可以是“暴力街区”。
在“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下，家长会拼尽一切资源将孩子送进重点学校。中关村二小在海淀区排名第四，小学的官方网站上也强调着“全区乃至全市重点小学”的荣耀身份。在名校的金字招牌的吸引下，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家庭受教育程度、家庭教育观念截然不同的生源纷纷涌向这里。
社会差异落到学生人际关系的层面上，就会转化成愿望无法达成、被疏远的不适应感，出于自我心理满足以及对新经验、力量感与归属感的追求，校园暴力往往不是一对一的，而是以多对一的形式实现的。被欺凌者面对的通常是一个以某个或某几个成员为核心的、松散的小团体，这个核心成员由于自身条件和家庭背景中的负面因素，通常具有攻击性，并倾向于对妨碍自我实现的人产生对抗意识。当这种意识转换成实际行动时，妨碍者就会变成被欺凌的对象。这意味着，潜在的受害者并不仅仅是那些典型的弱者，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校园暴力的受害者。
家庭教育观念偏颇、学校缺乏正确引导与社会问题一道为校园暴力现象形成提供了土壤。如果说留守儿童居多的小县城中学中频发的校园暴力事件代表了前两种因素的合力，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讲，名校校园暴力就是一次社会病的爆发。社会经济发展诱发的社会阶层、社会意识变动是发病的诱因，而意识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同步率决定了病发的时机。
在同样以群体意识为社会主导的日韩两国，校园暴力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放缓，校园暴力开始引发社会关注，案件数在九十年代达到顶峰；韩国校园暴力问题在上世纪末经济危机时期显现，在千禧年的第一个旬爆发式增长。中国的校园暴力问题并不是的新问题，但在经济下行、社会意识畸变的当下，它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难以化解了。
校园暴力的四个在场者
加害人、受害人、教育者（学校与教师）与旁观者共同构成了校园暴力的在场者，所有在场者对校园暴力都负有责任。正像谈及校园暴力问题时经常提及的“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一样，校园暴力屡禁不绝、愈演愈烈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参与其中的责任主体过多，任何一方均附有责任导致归责不明，这使得所有责任主体在试图逃避自己责任的同时将责任归于他者，问题一拖再拖，最终解决方式流于形式，成了表面文章。
作为较早出现校园暴力的国家，日本近几年在针对校园暴力出台的政策上做出了由加害者向受害人的重心转移。
受2011年大津校园暴力事件（注1）刺激，日本国会于2013年6月通过了《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いじめ防止対策推進法），成为日本法律体系中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专门针对欺凌问题的法律，小初高皆适用于该法。文部省将“欺凌”定义为“儿童、学生在校，由于与其存在一定人际关系的其他儿童、学生施加的能够造成心理的、物理的影响的行为，导致作为受体的儿童、学生感到的身心痛苦。”（“儿童”指小学生，“学生”指初中生、高中生）新法中细化了文部省此前对校园暴力的定义，将暴力发生的场域限制在校园内，将重心从对加害者行为的关注转向受害人，并以受害人感知为界定“校园暴力”的标准。
尽管日本文部科学省站在受害学生的立场定义校园暴力，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并制定配套法案，力求形成防治结合的支援体制。但事实上，责任几乎全部落在与学生接触最多的教师身上，而教师很难及时发现并后续跟进。日本政府在反欺凌教育中也强调加害方家长责任，但由于家庭环境和家长态度在短时间难以改变，法案出台并实施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社会效果。
在韩国，校园暴力曾同性暴力、家庭暴力、黑心食品并列成为朴槿惠竞选总统时承诺任期内根除的“四大恶”。2004年，韩国政府颁布了《校园暴力预防及对策的相关法令》，次年出台《校园暴力预防及对策的五年计划》，试图依靠明确学校及地方政府在校园暴力预防及政策推进等方面的职责与义务，为受害学生保护、赔偿提供应对办法和法律依据根除校园暴力，但收效甚微。2013年7月及2014年3月，韩国政府相继发布了《“以学校现场为中心”校园暴力应对政策》及《2014年度“以学校现场为中心”校园暴力应对政策的促进计划》，旨在填补之前法令存在的漏洞，并试图应对以网络为依托的新型校园暴力。
此外，韩国还引入了由芬兰土尔库大学开发研究的创新型校园暴力预防项目，开发针对学生的四十八种、针对教师和家长的各二十四种互动项目，包括心理咨询、艺术治疗、角色扮演等等。还设立117校园暴力申告及援助专线，将学校周围二百米内设为警察负责区，并加强学校周围安全巡逻。
九十六种互动项目原定于明年面向韩国小初高普及，但朴槿惠辞职后，由其力推的项目是否仍将继续，成为未知数。更严峻的问题是，无论是日本的受害人本位还是韩国的学校现场中心，所推出的政策仍然是防重于治，当校园暴力真正发生时，很难有效地对加害者，尤其是未成年加害者做出有效的、具有社会警示作用的惩戒。
沉默的大多数
日韩的前车之鉴暗示了将校园暴力防治责任归于家庭和学校容易出现政绩大于实效的结果。经验表明，解决校园暴力必须要求上述四种在场者全部行动起来，向着共同的目标努力。但在实际生活中，四种在场者并不仅仅是四个个体，而是无数个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人，团结“乌合之众”的困难可想而知。
浙江大学关于中小学教师如何看待校园暴力的调查（注2）显示，中小学教师普遍将校园暴力等同于拳脚相加，而不重视学生的内心感受，中小学教师对校园暴力持“内隐观”（专家学者对某种行为作出的定义为“外显性”的，而基于日常生活经验形成的认识则属于“内隐性”的）。而对于学生来说，真正可怕的并不是显性的打骂，更多的是耻辱和恐惧。
海淀区中关村二小校园暴力事件中，根据受害学生家长所述，受害学生因被厕所纸篓扣头所受到的心理伤害远远大于物理伤害，欺凌行为中的人格侮辱意味远大于生理上的疼痛，而在教师内隐观的普遍现实下，这种具有强烈侮辱性质的伤害行为被解读成“过分玩笑”不足为奇。监督者的漠视就是对加害者的纵容，受害人求助无门，实质上就是遭受二次伤害，此时学生承受的心理压力是成人难以想象的，重压之下会发生何种精神上的畸变亦难以预料。
而且，对受害人的伤害远不止于加害者和采取漠视态度的监管者，第四种在场者，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会令伤口更加深刻、难以愈合。
在校园暴力发生的场合，旁观者并非一堵无用的人肉背景。社会学中，旁观者与“责任扩散效应紧密相连，当紧急情况发生时，有人在场而无人施救时，旁观者效应就会出现，旁观者越多，救助可能性越小，帮助弱者的责任被扩散到每一个旁观者身上，每一个旁观者都减少了帮助的责任，旁观者即便不去救助也不会有任何道德上的负担。研究表明，旁观者的态度与校园暴力发生的频率具呈强相关：持协同欺凌态度的旁观者越多，欺凌行为越多；反之，持反欺凌态度的旁观者越多，欺凌行为越少。（注3）
典型的旁观者中，协同欺凌、煽风点火、置身世外三种类型都会变相加剧欺凌行为所造成的伤害，而保护型恰恰是旁观者中最稀有的。在社会奉行“避险文化”以及作为校园潜规则的“沉默文化”的双重夹击下，扶助弱者的行为几乎走到了灭绝的边缘。
以风险规避为核心的保守主义观念在当下大行其道，“不作就不会死”成为一条不证自明的真命题。在假设这个命题成立的前提下，许多人违背逻辑而不自知地从“死”的结果反向推到出“作”，形成一种出了事从被害人身上找原因的惯性思维。在校园暴力的场域中，充当保护者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很有可能沦为被欺凌的对象，而当这一结果发生时，保护者也很难获得支持与帮助，还会被指“自作自受”。
作为学校潜规则的“沉默文化”同样可怕。 当预知或已知不好的事情发生时，受教育者不会向保护能力的成年人诉说，因为向家长和老师“打小报告”是为人不齿的。旁观者沦为沉默的大多数，受害人独自承受恐惧、屈辱与痛苦，如此生活若干年，直到精神崩塌，被校园深处的黑暗，淹没心底的景观。
比起改变家庭、教育者，让旁观者变成保护者或许是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尽管并不容易实现。比起让孩子从小学会遵从丛林法则以暴制暴，不如让鼓励孩子向弱者伸出援助之手。在救助机会消失的场合，均摊到个人的责任会很小，而当救助机会存在时，每个人做出的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也会凝聚成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要知道，风险并不会因为个体的强大而消失，在风险面前，人人的机会平等。
注1：滋贺县大津市初二学生本多广树于2011年9月29日在所就读的市立皇子山中学体育馆内遭受同年级的三名同学捆绑、贴胶带封住嘴巴等暴行。同年10月8日，三名加害者闯入被害者家中盗走钱财及贵重物品。受害者于10月10日发邮件给加害者表示将自杀，次日从自家住宅跳楼身亡。三名加害者曾向受害人饮用水、校餐中掺杂唾液、精液，全校过半数学生曾目击三名加害者欺凌被害人的经历，班主任森山进未给予重视和惩戒，纵容下导致欺凌行为升级。惨剧发生后，学校和当地教育委员会先是表示不知情，后改口称，曾接到过关于受害人被欺凌的报告但不认为是欺凌，而将受害人自杀归结于家庭原因。三名加害人中，为首的木村束麻吕父亲是该校家长教师联谊会会长、母亲是女性团体联合会会长，另一名加害人小冈健智的父亲是当地医生，祖父是退职刑警。本多父母曾三次向警方报案，均做不立案处理，警方、学校、教育委员会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激起民众强烈不满，媒体持续跟踪报道，最终成为轰动全国的大事件。
注2：杨宏飞、叶映华，《中小学师生的校园暴力内隐观研究》载《应用心理学》2005年第3期，第259-264页。
注3：Christina Salmivalli,Marinus Voeten,Elisa Poskiparta.Bystanders Matter:Associations between Reinforcing,Defending,and the Frequency of Bullying Behavior in Classrooms[J].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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