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百多年前的英国国会审议大厅里，面对着那些骄横跋扈的长老派，约翰·弥尔顿义正言辞，进行着慷慨激昂的答辩陈词。穿过时间的隧道，经过历史的打磨，我们依然可以听到他的真知灼见，掷地有声，“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圣象；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象。”
1643年，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长老派操纵国会通过了《出版管制法》，法案规定：凡书籍、小册子或论文必须经至少一名主管机关的批准，否则不得印行。这一规定带有明显的专制主义色彩，而当时的弥尔顿讨厌专制，无视法案，出版了一本有关于他和他太太离婚的小册子，这一举动引起长老派的众怒。弥尔顿便被叫到国会进行质询，而他的答辩陈词正是著名的《论出版自由》，一本为出版自由而战的书籍。
这本书篇幅较短，只是一本仅有几十页的小册子。没有生动的语言，没有幽默的话语，它读起来可能会让你感觉有点索然无味。但当你静下心来，一字一句地品读，你会发现整本书广征博引，蕴含着许多哲理上的智慧。作者强烈批判检查制度，强调人民的出版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决定什么应该出版和禁止出版的权力不应该放在少数检查图书的检查者中，而是应该由作者或者出版者本人决定。”其次，弥尔顿还做出了对真理的相关思考，真理越辩越明，唯有保障言论自由，才能让真理战胜谬论。人类拥有着理性，他会辨别好书与无用之书，并且能在无用书中深化自己已有的认识。弥尔顿将书与食物做了比较，让他的观点更加生动，“坏肉不会产生什么好的营养，但坏的书籍在这一点上就有所不同，它对一个谨慎而明智的人来说，在很多方面都会帮他善于发现、驳斥、预防和解释。”除此之外，他的观点还衍生出后来的“观点的自由市场”和“自我的修正过程”，这两大理论也为新闻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约翰·弥尔顿凭借一己之力，借助三寸之舌，在大厅里舌战群雄，不畏权贵，勇敢地为平民百姓发声。他的一些观点，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论出版自由》作为世界上第一本提出出版自由，反对书刊检查制度的著作，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出版自由的进程，而且对维护人权、推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重要贡献。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弥尔顿的观点也不可全盘接收，他过分地强调上帝在人权自由中的作用，缺乏一定的科学性。此外，他认为出版自由是那些有教养的人的特权，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全部公民的权力。而且，他的观点只停留在浅显的理论上，并没有上升到系统制度的高度。
除了作者的一些积极观点让人叹为观止之外，整本书的逻辑思维也让读者称奇。弥尔顿在开始陈述自己的观点前，并没有急于论证，而是先将在座的长老派们“赞美”了一番，长老派们的成功就是能宽宏地容许别人对所通过的法令发表反对意见。这一做法，使对手们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作者的驳斥。之后，弥尔顿便开始援引古今案例，从雅典到拉栖第梦，从荷马到苏格拉底，证实之前的古代著名国家都没有“检查制度”这种先例。陈述完自己的观点后，弥尔顿便开始假想对方的论点，开始进行一一驳斥。最后，作者又将话锋转到长老派身上，“如果能迅速纠正一个错误……那么这就是最符合诸位的高尚行为美德。”缜密的思维，滴水不漏的论证让对手们难以招架，几乎找不出任何突破口。本书的论证过程也值得我们去学习，并运用到自己的演讲和辩论中。
不管怎样，弥尔顿都是为“出版自由”而奋斗的第一人，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在面对不公时，我们应敢于面对，摆出自己的态度，并绝对不作退让。在2018年《南方周末》的新年贺词中有这样一句话：唯有我与你——每一个普通人——的行动与努力带来的每一个涓滴改进，汇入历史的江河，带来观念水位的不断提升，才是最强大的“熵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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