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鲍勃·迪伦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最大的赢家其实不是鲍勃·迪伦，而是诺贝尔文学奖。鲍勃·迪伦毕竟不是村上春树，诺贝尔文学奖对他的本职来讲，更像是一份外快，一份意外的收获。套用2007年普利策奖给鲍勃·迪伦颁发特殊贡献奖的颁奖词：“鲍勃·迪伦不需要普利策，是普利策需要他。”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也可以说是“鲍勃·迪伦不需要诺贝尔，是诺贝尔需要鲍勃·迪伦”。
没有轻视这些年每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的意思，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现在的文学，已经不像托尔斯泰、海明威、加缪、马尔克斯、叶芝所处的那些时代那样，可以成为人们精神的食粮，甚至指引人生的明灯。
以200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赫塔·米勒为例，并不是怀疑获奖者的文学造诣，以及其文字中浓浓的文学情怀，但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文学的影响力确实已经式微，所以导致很多纯文学领域的作家，已经不能像半个世纪前那样，引导普罗大众的文化价值观。由此也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传统的文学形式越是缺少吸引力，也导致文学文本在创新上出现了停滞，于是慢慢成为纯粹文学的游戏，并由此丢失了文学的大众活力。
小说、戏剧、诗歌、纪实文学，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些文学载体，而在2016年，则终于可以加上一种新的形式：歌词。鲍勃·迪伦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他的歌词，也是曾经被主流文学界不屑一顾的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但从开放的角度来看，鲍勃·迪伦的歌词，其实就是传统诗歌的一种延伸，就连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致奖词，也是“鲍勃·迪伦用美国传统歌曲创造了新的诗意表达”，很明显就是肯定了鲍勃·迪伦在诗歌上的才华，并已经将他的歌词，拔高到诗歌的高度。
其实诗歌，本来就是有意有韵，才称为诗歌，只不过后来纯文学的诗歌，在去除民歌的旋律部分之后，被改造成了单一的文学样式，并且用文字的音节和韵律，代替了音符的功能，才变成了纯文字的诗歌。鲍勃·迪伦所做的，其实不过是让诗歌走出文学殿堂，重新来到民间，并以一种大众的视角，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打磨，辅之以现代音乐形式进行传播，从而让诗歌又恢复了那种万人传唱的生气。
这种文学的开放性，倒不由自主让人想起鲍勃·迪伦在音乐上的开放性。1965年，正是因为鲍勃·迪伦在“新港民谣音乐节”的舞台上，将民谣吉他插上了电，以一种接近摇滚的方式来表现，从而被歌迷视为民谣界的犹大和叛徒。但也正是鲍勃·迪伦这种离经叛道之举，反倒让已经在形式上走向末路，并影响到内容也开始僵化的传统民谣，从此走进了新时代，并开创了一个民谣摇滚的辉煌岁月。
所以，无论是鲍勃·迪伦让民谣通电，还是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一个民谣音乐人，其实都是艺术没有疆界的一种证明。甚至可以说，古往今来的大家，往往就是因为不故步自封，能够在主题视角和形式体裁上都有着开放性的思维，才能获得突出的成就。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作品。鲍勃·迪伦的诗，除了广为人知的批判和抗议之外，还包含了哲学、爱情，甚至文学与圣经典故的内容，几乎就像是我国唐代诗人李白和杜甫的混合体。以《A Hard Rain’s A-Gonna Fall》（暴雨将至）为例，“歌中意象用得不落俗套，‘七座悲伤的森林、十二个死去的海洋、深入坟墓之口十万英里’层层排比、环环相扣，让人喘不过气，虽然全没直接明写，读者却能感受战争阴影与悲剧。”（台大外文系教授廖咸浩）
与此同时，鲍勃·迪伦的词也常常擅长结合圣经典故，往往瞬间拉拔出史诗气势、增添思考深度与诠释空间，国外还有专书探讨。名曲《Highway 61 Revisited》（重访61号公路）以亚伯拉罕献子艾萨克给上帝开场，《All Along the Watchtower》（沿着瞭望塔走）则典出旧约《以赛亚书》。而从高中起研究迪伦的中国台湾地区乐评人马世芳也曾经说过，“鲍勃·迪伦的词深受诗人艾略特、金斯堡、剧作家布莱希特影响，巧妙结合不同时代人物与超现实意象，不但能反映具体社会议题，还常超越时代。”
例如《It’s Alright Ma（I’m Only Bleeding）》中“Eve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ometimes must have to stand naked”一句，便适用当年遭刺的肯尼迪乃至后来的克林顿和布什。有如此之多的内涵、典故，这就难怪对于许多歌迷来讲，鲍勃·迪伦的音乐不仅经典，同时也很晦涩难懂。所以，听鲍勃·迪伦的歌，有时候可能未必是享受，对于许多不熟悉西方文学和历史的中国歌迷来讲，反倒更像是一种“摧残”和“折磨”。
而在鲍勃·迪伦林林总总的作品里，有几首作品是你永远绕不开的经典高墙。比如《Like A Rolling Stones》（像一块滚石），比如《Knockin’ on the Heaven’s Door》（敲开天堂大门），再比如《Blowin’ in the Wind》（答案在风中飘扬）。
其实，早在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的许多作品就已经获得了文学和教育界的高度认可，比如《Blowin’ in the Wind》（答案在中风中飘扬）这首歌曲，就曾经入选过美国的大学教材。这首发表于1962年的作品，也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抗议民歌之一，并让原本散落于田间乡村，主要歌唱个人爱情和心情的民谣，从此能够投入到社会运动中，在与社会潮流的融合中，以简洁却深刻的歌词，散发出一种充满文学光彩的活力。
“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会被称作男人？鸽子要飞过多少大海，才能在沙滩长眠？炮弹要飞行多少次，他们才会忘记战争？……一个人要抬头多少次，才能够看见天空？一个人要有多少只耳朵，才能够听到人们的哭泣？”除了诗人的情怀、自省的反思之外，鲍勃·迪伦也在冷战时代，用民谣的方式给一代年轻人，树立了一种新的价值观，让垮掉的一代并没有真正垮掉。
甚至因为鲍勃·迪伦在民谣音乐里，承载了许多社会学的内容，从而在世界很多地区，都引起了当地流行乐的基因裂变，改变了流行音乐的创作生态。比如我们所知道的罗大佑，他早年的作品《未来的主人翁》、《鹿港小镇》，就受到了鲍勃·迪伦的影响，其他像崔健、陈升在内的音乐人，同样从鲍勃·迪伦许多作品的视角和表达方式中，得到了创作的启迪，这种影响的辐射力就更大了。这么一算起来，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也算是近几年最接地气的一届，至少获奖者不仅是一个传奇，也是许多人的青春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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