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投湖的种子，在何时埋下？

　　青年时期的老舍。

　　今年是老舍先生逝世50周年，这几年一逢老舍祭日，学者陈徒手都要应付媒体。在北京青年报的大楼里见到他的时候，澎湃新闻记者问他是否厌烦这个话题，是否觉得人们在消费老舍。陈徒手说：“这绝对不是消费，这是个很严肃的事情。我多次听说，有不少人提议在太平湖设一个碑，写‘老舍遇难处’。我听了心里不好受，但觉得值得做。我觉得老舍的心路历程很值得研究。当时的“极左”政治活生生地就把一个人吞没掉了。这还要下大功夫去反思，还需要跟更多的读者去说、去交代、去剖析。”

　　老舍的悲剧因素，是十几年来铺垫所得

　　陈徒手一直在想老舍在1966年8月24日那一天是怎么过的：他是怎么离开的家，又是沿着什么样的线路走到太平湖去。那天，老舍究竟在想些什么。那天，老舍可能经过了人艺剧场的门口。毕竟他有那么多部话剧在那里上演，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我估计他到那会有个停步，停下来看看那个剧场。”陈徒手说。

　　和很多人一样，陈徒手对老舍之死充满了兴趣。在三联书店2013年版《人有病，天知否》中，他给每篇文章新增了题记。在《老舍》一文的题记中，他这样写道：“1966年8月他自沉于太平湖，那一天他究竟在想什么？一路走来一路想，他因何最后在昏暗的湖边身心崩溃？一大批作家学者官员在同样的地方挨打受辱，为什么偏偏是老舍先生‘自绝于人民’？他心里的痛苦纠结在哪里？解不开的思想疙瘩又在哪里？ ”

　　但和很多人不同，他没有选择去还原老舍去世的那一天。《花开花落有几回》直到倒数第三页，才开始讲老舍的的死，从1966年1月31日北京人艺的种种人事变动说起。这段写的很简洁，节奏也很快，像疾风暴雨，一句一读敲打在人的心上。

　　老舍的死，被揉进了一系列的风云骤变中，是一整个政治变动链条中微小但却不可或缺的一环。“8月24日，老舍沉湖自杀。”陈徒手把这一事件浓缩成了这十个字，轻描淡写但又异常沉重。

　　当被问及这样的写作安排时，陈徒手说老舍之死已经太多人做过了。所以他不想重复，想找些新的角度。作为一个史料收集者，借工作之机看了北京人艺的艺术档案，给了他一个宝贵的机会，使他得以从老舍与人艺的“悲欢离合”中窥得老舍其人，得以把引发老舍死亡的原因往前推，去看看这个种子，在何时埋下。

　　“老舍的死绝不能只怪罪于那几十个抡着皮带打人的红卫兵！” 这是《花开花落有几回》一文的结尾。谈到这个结尾，陈徒手很得意，他说自己写作有个小癖好，就是特别注重每篇文章的开头和结尾。他喜欢这个结尾，“因为这个结尾给人很多想象。”同时也表明了，老舍的死绝非在太庙挨了红卫兵一顿打那么简单。相反，老舍身上的悲剧性因素，是十几年来铺垫所得。只不过恰好，在那顿挨打后爆发了，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龙须沟》剧照，上映日期1952年。

　　陈徒手说，大家原来总觉得老舍的死，好像是他那天被打之后突然产生的念头。但其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他和共和国有很多相关联的悲哀”。老舍之子舒乙曾对他说，老舍写了三十多个剧本，光话剧就17部，这是相当高产的。1951年《龙须沟》演完之后，老舍特别高兴，老演员郑榕告诉陈徒手，当时老舍把所有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叫到他丰富胡同的家中。按照老北京的风俗，请了大厨师，带着徒弟，背着一口大锅，做了一百道菜。老舍在院子里设宴招待。那天老舍喝多了，特兴奋，说了很多感谢的话。

　　陈徒手觉得《龙须沟》这个例子特别能说明问题：在成功的同时，也有很多悲哀的种子已经被埋下。

　　老舍喜欢植物。

　　老舍的力不从心

　　陈徒手觉得老舍也不是没有反抗，但他的反抗都是一些微小的反抗。舒乙告诉陈徒手， 老舍写《春华秋实》，改了十二遍，光是修改稿就五六十万字。周恩来看了第九稿彩排之后，仍觉得不理想。当时是1955年，“三反五反”已经接近尾声了。周恩来就说，我现在把党的政策完完整整地告诉你，你根据我的结论去写。但是不能太概念化，要艺术。

　　到了最后，整个剧本，关于大的主题，人物形象等问题，谁都能提意见。工商局代表、资本家代表的意见都必须得采纳。这些老舍都听了，也都改了剧本，但他在最后时刻“反抗”了一下。关于剧名，领导提了一大堆诸如《保卫胜利果实》《在一家私营铁工厂》《为人民服务》等等，多达二十多个，但老舍坚持用《春华秋实》，即使领导觉得这和整个革命斗争的气氛不吻合。

　　在其余时刻，老舍还是脆弱的，无法反抗的。虽然如此，他仍然努力跟随新中国发展的脚步，但他也深知自己的局限性。很多时候，面对革命运动题材，他力不从心。

　　陈徒手回忆，当时他采访人艺老演员叶子，叶子说大跃进时期老舍腰疼得厉害，实际上他并没有过多地参与社会活动，最多就是在街道动员的时候捐点铁器，因此他和外面热火朝天的生活还是有距离。有时候实在写不下去了，他一幕就写几句话。跟演员说，你们自己去编吧。还有的时候，演员的台词是直接挪用《人民日报》的社论，诸如“共产主义是桥梁”。写《青年突击队》的时候也是这样，根据劳模英雄事迹写。演员们到下面去体验生活，回来直接把素材给老舍，老舍现写。

　　“所以说他的努力还是有局限性的，他也知道自己干不了这个事情。”陈徒手说，1957年初春时候老舍对自己有反思，他懊恼，觉得自己就是个搬运工，没有任何艺术技巧。“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痛点。他在二三十年代已经是很成名气的了，写那么好的文字，塑造那么好的人物，再去做这种很低水平的、完全是政治化的工作，对于他的艺术天分来说也是一种折磨。他解放后没写什么小说，只有一个《无名高地有了名》。我看那个小说也很生硬。他写字的能力已经彻底被毁掉了。《四世同堂》等作品，这还是他偷偷摸摸写的，虽然也还可以，但是相比他三十年代的作品，确实有很大的落差。后来看他给《人民日报》写的文章，他已经适应了《人民日报》的语调和情景。一个作家本身独特的个性已经没有了。”陈徒手感叹道。

　　但老舍的魅力就在于他的立体性和复杂性。一方面，他懊恼于自己写出的文字，但另一方面，他仍然十分积极地进行同类型的创作。他力图让自己的话剧作品反映革命生活，有时候甚至是先于生活一步，呈现出来。

　　“他写《红大院》、《女店员》都是跟着运动走。《红大院》写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当时城市人民公社还在酝酿，正在制定方案。老舍抢了先机写，写好之后就开始排练。但城市人民公社迟迟没有成立，戏不好上演。于是全剧组就等待。忽然听说天津成立了城市人民公社，剧组就飞奔去体验生活。但当时经济形势不好，随着1959年、1960年大跃进出现的失败迹象，城市人民公社就一直没成立。所以老舍的剧本赶了个早，可能演了几场就草草结束了。”

　　2006年，新太平湖出现在北京，它由北护城河西直门暗涵至新街口大街段拓宽改造而成。

　　1965年，老舍已经不再是人艺的座上客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就艺术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给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彭真、刘仁进行批示。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又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案）》上进行批示。

　　北京人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样的漩涡也波及了老舍。到了1965年，老舍已经不再是人艺的座上客了。老舍家离人艺很近，走路就能到。以前每年人艺有重要的演出都请老舍去看，到了1965年，人艺不敢请他了。后来他去日本访问，回来之后写了一篇很长的游记，给了《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没有发。这对老舍的打击非常大。

　　同年，《北京日报》还暗地里排了整版文章，批判老舍、焦菊隐。文章都排好了，但可能因为当时领导还没考虑很成熟，就没见报。如果当时按照斗争的程序，一见报，就等于老舍在那时候就作为批判对象，提前被抛出去。但陈徒手觉得，如果1965年老舍就被批斗了，那可能他1966年就不会自杀，因为他就有心里准备了。所以1965年的这次化险为夷，实际上也为他1966年的自杀埋下了一个伏笔。

　　“所以1965年和1966年，老舍的内心绝对是非常不平静的，他想努力跟上形势，但已经非常吃力，还被排斥在外。他积累了好几年的绝望，只是到挨打以后那种绝望突然爆发。虽然说当时有斗争，挨打了，但我觉得主要还是那个极左年代给他的压迫，那种抛弃。我觉得这是他的死因之一。”陈徒手说。

　　在《花开花落有几回》的最后，陈徒手写了这样两段话：

　　“等到‘文革’一结束，《茶馆》剧组的人们一下子似乎重新读活了《茶馆》，读懂了老舍。但他们又惶然表示：不能全懂。”

　　陈徒手说这是人艺的老演员跟他说的。他们说，“文革”之后重新排戏，有一种做梦的感觉。残酷的政治斗争之后复排了这么个戏。他们一遍遍的谢幕，眼泪全掉下来了。老舍不在了，焦菊隐也不在了，都不在了。其中几个演员在“文革”期间也在监狱里好多年，他们都经历了大起大落。重排的时候，演员们台词都没有问题，但他们内心的沉淀都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