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军90周年，访问解放老兵
文稿：浙江工商大学管工学院“新青年”团队
浙江工商大学管理工程与电子商务学院“新青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在建军90周年这特别的日子里，缅怀历史，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通过对解放军老兵张立东先生的采访，队伍成员更是感到解放军的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接下来，就让我们细细体会那记忆中的解放军。
嘉宾简历
张立东，安徽人，1936年生，1956年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今年82岁。
访谈实录
学生：张老您当时是出于何种原因去当兵的呢？
张老：第一个因素是当时的社会状况。内战结束不久，我也算是机缘巧合，有个堂兄介绍我去参军。说起这位堂兄，他则是真正的老八路军——1938年就当了兵，当时是在34军，渡江战役后南下就进入了上海。解放上海后堂兄所在的部队就整体正式改编为华东海军。华东海军是1949年4月23号在江苏白马庙成立的，而渡江战役是在该月21号进行的，所以，这么急着成立海军，和国名党的军队是有很大关系的。在渡江前夕，国名党的一个江防部队起义了，其总司令林遵就带领他的舰队投奔我们。因为林遵统领的护卫舰队是国名党的主力舰队，此举便大大减小了我们渡江的难度。此后这支起义队成为了华东海军的主要组成部分。经历了这次起义，从1950年开始，海军就开始大批量征兵，找知识青年参军。加上10月份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基于这个大背景，征兵对象就是小到十几岁，大到二十几岁，照收不误，只要身体状况良好就可以接收。而我又有堂兄在上海可以照顾，父亲也是很想把我送去参军，借此续弦，加上那时参军条件宽松，没有户口制度，即使是安徽人也可以到上海参军入伍。天时地利人和可以说是占尽了，我就这样应招入伍了。我当时所在部队就在上海宝山县（现在已改为宝山区），部队的番号是吴淞要塞，也就是守卫长江口的要地。以前国民党就用过海口要塞，其实就是守卫海口。我加入的部队是军事地位相当高的部队，但当时因为年龄过小，因而我就被分到了卫生兵，这也为后来的从医生涯做了铺垫。
参军的第二个因素是家庭因素。母亲早逝，八岁的我就只剩下父亲和小了六岁的弟弟。因为生活在农村，父亲带着这么大的孩子续弦是不大容易被接受的，而在上述的大环境下，征兵对于我的父亲而言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时我14岁，虽然不大，但却成了我父亲再娶的障碍。就我的父亲来说，将大儿子送走也满足他自己的私心，所以我的家庭是不反对我去当兵的，尽管未来存在很多未知的危险。
参军的最后一个因素就是我自己的态度了。对于上海这个城市而言，海军这个兵种是十分重要的，再加上当兵本身就非常光荣，这些因素都满足了我身为一个年轻人所怀有的满腔热血以及发挥自己才能的渴求。在这三个因素的促使下，我就踏上了当兵生涯。
三个故事
张老在讲完当兵的缘由后，还给同学们分享了三个他印象非常深刻的小故事。
故事一：军人的天职——服从组织
成为卫生兵的时候，张老说那时没有个人的想法，完全就是一切服从组织。“对于这件事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回忆。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医疗大队，有一个指导员。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任指导员——吴胜池，作为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却留给我几句非常震撼而简单的话：叫你干啥就干啥，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这就说明，军人要服从一切组织安排，没有个人选择。”张老回忆道。
故事二：夜守烈士遗体，胆量陡增
张老回忆说，“这个传奇故事可以追溯到抗美援朝时期。当时陆军有70多支部队，采取轮战策略。海军则是不能派出去的。当时浙江沿海岛屿都没有解放，另外我所在的部队是吴淞要塞，任务就是把守长江口。海军是不能出长江口的，出长江口就违背军规。1952年的那天，我们的登陆艇出了长江口就碰上了国民党的炮舰，对方将我们的登陆艇击沉了。而其中一位登陆艇艇长非常年轻有为，是1949年大连海校建立以来的第一批毕业生，因为大连海校的毕业生非常少，所以这位艇长一出校就当了登陆艇的艇长。也许是天妒英才，一枚炮弹结束了他的生命。这位艇长的遗体也被运到当时我们医院的所在地——三营房。当时的条件很差，没有太平间，更谈不上什么冰库，烈士的遗体只能放在一个房间的担架上，等待家人来认领。就在这期间，我所在的医疗队就命令几个人日夜守着烈士遗体。作为刚入伍不久的卫生兵，16岁的我也被安排到了其中。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搬了个小凳子坐在房间门口日夜守着，吃饭都是要和别人换班。一到晚上，和尸体独处一室对于小小年纪的我而言是非常令人害怕的。夜幕降临时，房间里面只有昏暗的白炽灯，整夜担惊受怕，24小时的煎熬都是靠坚定的信念才熬过去的——那就是，当兵的人就是要服从命令，军令不可违。经历过这件事后，我自己的胆量得到了大大提升。”
通过聆听张老的故事，我们也感觉到军人其实并没有那么高不可攀，他们也是普通人，只是所处的环境逼迫他们变得越来越优秀，这既是秘诀，也是难点。张老说道，“我们要想成为有能力的人、金字塔尖的人，就需要把自己放到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去逼迫自己去完成看似不可能的挑战。不过抛开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军人不管年龄或是心境，都要有一种自知，那就是——我是军人，服从命令就是我的天性。无论如何，命令至上，这是军人的精神，更是解放军的灵魂。”
故事三：海军生涯
“这个故事可以说前因后果非常长。在经历了几年的卫生员生涯后，我就被调到了手术室作为一名护士在里面学习。这段时间，国家的经济实力，外交战略，军事战略都瞬息万变。当年因海军力量不强，只能守在家门口，但随着国力的日渐强盛以及抗美援朝后国际地位的增高，吴淞这个地方就不再是要塞，部队也开始了战略迁移，从长江边上转移到了长江口面向了东海海域。我所在的医院也在1954年被撤销了，整个队伍随着吴淞要塞一并解散了。当年东海舰队有三个基地的海军，一个是在撤销了吴淞要塞的上海基地成立的411海军，一个是在为加强浙江前沿国防力量而建立的舟山基地成立的412海军，最后就是在福建基地成立的413海军。这些基地都是正军级单位，所以每个基地都会设立一个医院。我所在的医院被撤销后，人员就分配到各个基地的医院中去，而我就来了舟山。当时海军在七十年代以前的战略就是近海防御，大力发展空潜快——空军，潜艇，快艇。这三种武器与近海战略是密切相关的。说到我们的近海防御，其实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的海军是非常脆弱的。大连的吴淞港是在1955年从苏联手中回归，后来赫鲁晓夫到中国来要搞联合舰队，其实是为了控制我们海军。此举就是在暗示我们的海军实力不够，需与他们联合发展才能不受挨打。虽然我们狠狠地拒绝了，但是我们的海军力量从本质上讲就是比不过人家，是会挨打的。所以我们也向苏联买舰队，比如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等等，借此提高我们的海军实力。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有个小插曲——1974年西沙海战。那时候南海海军的军事实力依然是垫底的，不过当时我方的确很有优势。因为南北越战争，南越的反动政权即将垮台，而西沙群岛是归属于南越的，所以南海就向东海紧急调舰。东海的护卫舰要通过台湾海峡时，我国的外交部就给台湾暗示，台湾也很爽快的让东海舰队通过，至此成功解放西沙群岛，这也是中越关系不甚友好的一个原因。接下来就是故事的高潮——打捞美军飞行员。在1955年时，国际法将原规定的临海线由原来的3海里改为了12海里，临海线是由火炮的射程决定的，所以随着武器的发展，临海线逐渐扩大。大部分国家都已经接受这一点，只有美国不认可12海里。所以它就将飞机、舰艇派到中国南海12海里以内三海里以外来挑衅。就在1957年夏天，美国的一架飞机在12海里之内被我们的空军部队击落，当时我们就要和美国抢捞飞机残骸和飞行员的遗体，抢先就能拥有评判权。我们就因为有着极好的地理优势，抢先一步打捞到了飞机的残骸和飞行员遗体。最后，遗体也就顺其自然的送到了我所在的医院，而在那时，医院还是没有太平间，幸而有一个抗战时期日本鬼子留下的一个冬暖夏凉的坑道，我们就用一个大缸将遗体装起来，浸满福尔马林，放在坑道里。在1957年中美是没有外交关系的，所以美国就在沿海进行抗议，几乎每年每月都会抗议，而且通过波兰和中国进行抗议，一直到1979年的乒乓外交才有所缓和。我们借助华沙的外交官，美国借助英国的外交官，中美两国就是这样进行谈判，最后同意中国将遗体运到香港，然后交给美方，这个事件才得以平息。”
军人与文革
学生：您作为一个军人，对文化大革命有怎样的感受呢？
张老：“我们说起文革时都会这样说，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开始，1976年结束，历时10年。但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在大跃进结束后的庐山会议上就已经有了苗头了。这要从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封长信说起。彭德怀在这封真实而客观的长信中既肯定了大跃进中的成果，也提到一些问题，包括在农村的大食堂中农民吃不饱饭、浮夸风、和大炼钢铁等等。就连我也是积极参与其中，跑到幼儿园把铁窗，铁门都拆下来，因为当时军队都有任务指标，所以在上级的命令面前，只能跟着去找铁炼钢。这份长信就成为了导火索，彭德怀也因为这封信而被打成了反党分子。但是，很多党内高级干部和基层干部的内心其实都是同情彭德怀，站在他这一边的。当时又因为党内上层斗争很厉害，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而接下去的1959年到1961年三年的自然灾害，其实就是人为造成的。大跃进、大食堂和大浪费导致很多地方都没有饭吃，我的家同样。1959年的时候，我是海军少尉，工资比较丰厚，每月72.6元。这种生活在当时已经算是小滋了，而且也没有什么额外的花销，所以我的生活过得还是很“潇洒”的。当时正逢建国十周年大庆，所以就和战友去了北京看时代大阅兵。而在去北京之前，我想回家看看父亲。到家之后发现家里已经是揭不开锅了，当时我身上只有杭州的粮票，所以就将身上的粮票换成粮食，钱留在家里，自己也不能在家多停留，就只能先回部队。回了部队之后也不能多说什么，因为那时如果说出有人没饭吃的事情是会被打成右派的。所以当时的风气就是，再大的官都不能说真话，一说真话就会被打成右派。党内的不良之风盛行，当时的我也只是个小兵，向组织汇报也只能说好，就算上级知道这不是真实情况也不会纠正，因为上级也怕自己会被打成右派。逐渐的，到了1964年，经济逐渐恢复，农村却暴露了不正之风——有不少的基层干部，村主任、会计、大队书记等往往多吃多占。上层领导干部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就开始从基层干部抓起。毛泽东、邓小平和刘少奇就在农村开展了一个四清运动，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要下放大批基层干部。当时我在二医大，已经快毕业了，一个系两百多人都报了长江口外的长兴岛，在那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的矛头就是搞乡级干部，基层干部当时就被分到生产大队和合作社中去。其实当时的上层领导干部是不统一的，毛泽东主张是搞上层干部，邓小平和刘少奇则是主张要搞下层干部，所以刘邓组织起草的政策主要是为了整顿县级以下的党政干部；毛泽东为主的上层领导则制定了整顿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后十条”。但是当时毛泽东的行为并不被世人理解，所以他就打出了“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明确指出要对付“睡在毛主席身旁的赫鲁晓夫”。所以大家就立即把矛头对准刘邓，以北大学生领袖为主的学生运动就拉起旗帜指向刘少奇。部队也无法幸免，被划分成了两派组织，其中一个是造反派，对准总部的一号人物。说到这儿，其实就是文革真正的发生了。”
张老没有给我们再多讲当时的状况。他给我们提了一下他自己的文革经历：张老在文革早期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转折就在于一件事情——一位老乡的受害。因为是老乡，张老就愤愤不平地讲了起来。这位老乡被军队里的红卫兵举报，在当时就立即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而张老也因此被挂上了“中右”的牌子。那时整个中国共产党也脱离了实事求是的作风，最终才得以纠正。这段故事让我们也感觉到文革其实是经历过的人心中的痛苦，是很难把它完整的呈现出来的。所以文革十年是国家的灾难，是人民的灾难，军人也无法幸免。因为军人是守卫国家的人，只能将枪头对准外面，对准里面时，伤害的就是所有人。
现在的生活
张老现在也过得很好，子孙满堂，身体硬朗，还经常和战友出去聚会。
张老现在已经退伍了，虽然已经不在军队，但是他的心始终没有离开过，他一直都在默默关注着海军的发展。在我们问起有关于现在海军的发展现状时，张老简直就立刻化身为专家，对于新式舰队和新式驱逐舰型号等信息信手拈来，毫不费力。
张老写给学生们的话
这就是军人，一日为兵，终身为兵。
http://www.dxsbao.com/xiaonei/53863.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