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合作，公益诉讼助力环境保护（下）守护生态红线：自然之友如何破解“重大风险”的司法迷局？
引言：在破坏与保护之间，他们选择未雨绸缪
上世纪90年代，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却鲜有人关注生态代价时，梁从诫先生创立“自然之友”，将“环境保护”的理念首次带入公众视野。从金丝猴、藏羚羊的保护到圆明园防渗工程事件，从曲靖铬渣案到绿孔雀案，自然之友始终站在环境公益诉讼的前线。而如今，面对“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这一新兴领域，“重大风险”的界定成为横亘在法律与科学之间的难题。如何用一纸诉状，让尚未发生的生态灾难止步于萌芽？2025年2月6日，本调研小组成员前往北京社会公益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办公室，探寻答案。
一、“重大风险”的界定之困
“重大风险”是预防性环境诉讼的核心，但其界定却充满模糊性。自然之友团队直言：“风险的科学解释缺乏统一标准，法官常因‘证据不足’驳回起诉。”
以绿孔雀案为例，某水电站项目可能淹没其核心栖息地，威胁种群存续。环评报告称“影响可控”，但生态学家指出“基因库将遭不可逆破坏”。面对两份报告，法官最终采信了程序合规的行政意见。这折射出三重现实挑战：
1.科学评估的复杂性：风险需综合物种数量、影响范围、保护措施等多维度判断，但缺乏统一量化标准；
2.公益诉讼的举证之难：原告需证明因果关系与紧迫性，偏远地区取证更是举步维艰；
3.发展与保护的平衡：地方长期规划与短期发展需求之间，生态价值常需更多话语空间。
二、案例回溯：在现实夹缝中寻找答案
绿孔雀案：一次预防性诉讼的启蒙
2017年，自然之友针对某水电站提起公益诉讼，呼吁关注绿孔雀栖息地危机。尽管提交了详实证据，法院仍以“风险未达重大”未予支持。这一案件虽未胜诉，却推动了公众对“预防性保护”的认知，成为环境司法史上的重要注脚。
山东高速项目：环评流程的反思
某高速公路穿越生态敏感区，环评报告中“生态补偿”仅停留在树木移植，对生物廊道断裂风险避而不谈。法官表示：“程序合规即符合法律要求。”此案引发思考：如何在程序正义与实质保护之间找到支点？
偏远地区的沉默：司法协作的期待
在西藏、内蒙古等地，环境诉讼常面临“证据调取难”“程序推进慢”等问题。“地方生态保护需要更高效的跨部门协作。”志愿者感慨。这提示着，司法实践需进一步回应地域特殊性。
三、制度挑战：在困境中寻找微光
环评机制：独立性与公信力的追问
“企业自聘环评机构，如同考生自评试卷。”自然之友指出，第三方机构的独立性直接影响结论可信度。云南某案例中，环评数据遗漏导致严重污染，凸显流程监管的重要性。
成本之痛：公益诉讼的资源困境
司法鉴定费用高昂、差旅成本沉重，让公益组织步履维艰。完善法律援助与费用分担机制，或是破局关键。
政策衔接：多方合力的可能性
随着环境治理体系完善，案件数量减少但难度攀升。“剩余案件往往涉及复杂利益关系，需要更多专业支持。”自然之友呼吁建立跨学科专家库，为司法提供技术支撑。
四、前行之路：从共识到行动
公众参与：让科学照亮角落
没有专业团队？自然之友选择“开放式协作”：中科院专家提供技术支援，志愿者开展野外监测，公众号征集线索。在绿孔雀案中，正是网友提供的栖息地照片，成为诉讼的关键证据。“每个人都是生态保护的传感器。”
制度优化：为预防性保护铺路
在与“自然之友”的交流中，我们感受到他们对于公益诉讼的热心，总的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积极期待：一是细化风险评估指南，联合生态、法律专家制定量化标准；二是探索举证责任灵活化，在特定案件中减轻原告举证负担；三是推动环境基金设立，缓解公益组织的经济压力。在访谈的结尾，自然之友赠送本调研小组专业书籍与小礼物，
公众觉醒：环保不是少数人的战争
从圆明园防渗工程中的公众听证，到绿孔雀案引发全民关注，自然之友始终相信：“环保需要每个人的参与。”他们开设环境法律课堂，培训志愿者成为“民间环保督察员”，让预防性诉讼的理念深入人心。
结语：在风险与希望之间，种下一棵树
“重大风险”的界定，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文明社会对生态价值的重新审视。自然之友用30年坚守证明：环保不是对抗发展的“绊脚石”，而是延续文明的“必答题”。当司法的天平仍倾向短期利益，当科学的呐喊常被权力消音，我们或许该记住梁从诫先生的箴言：“环保，就是选择不做那些将来会后悔的事。”
当我们为一片森林、一群绿孔雀、一条河流发声时，守护的不仅是自然，更是人类对未来的敬畏与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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