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师范大学崇法先行队在寒假社会实践期间，对法律文化又进行了更深的了解与研讨。
中华传统法律历经洗练，存留精华，是影响中国传统乃至当下的重要文明成果，具体体现为道德法律互为表里、天理国法人情共治、上行下效的表率作用、无讼和谐的治理追求等特色，这些特色均受到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之影响。
道德法律互为表里。德礼政刑“四端”乃治国之基础，不可偏废，但是应该以“德礼”的普及为追求。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为德礼教化可以使民众变被动守法为主动守法，即“有耻且格”。就此而言，儒家所言的“政刑”观已被赋予了教化意义，正所谓“政者，正也”。汉儒认为，“圣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厉而不杀，刑设而不犯。”这与法家在秦时倡导“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颇有类似，但法之基点建立在威权专制基础上，与儒家所要求的具有普世意义的“德”有所区别。
天理国法人情共治。汉儒认为，“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看似与天理人情冲突的律法，如果借助判官之手，能够发掘立法原意，顺乎天理人情，便能形成民风淳朴，上下无欺的社会风尚。而呆板地谨遵法条，反倒会让官吏变得刻薄，成为“酷吏”，百姓变得诡诈，成为“刁民”或“讼棍”。例如“被污恶言”而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的汉代酷吏张汤“由于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状，皆穷根本”，而被时人斥责为“诈忠”。与张汤不同，宋代包拯虽“立朝刚毅”，但却受人敬仰。这是因为包拯有执法如山的一面，还有“恶吏苛刻，务憨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的一面。只有与天理人情以及源自于此的道德相一致时，法律才更具有生命力，这便是中国传统法的伦理性。
上行下效的表率作用。荀子进一步将孔子的“人治”思想系统化。在法与人的关系上，他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论断，因为“君子者，法之原也”，君子之法方能确保法之良善。同样，荀子认为“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法之实施在于君的示范效应，是谓“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当然，法的灵活适用更是依赖君子的智慧，“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法自君出，官员没有解释法律的正当性，但可以用“君子”之德性灵活适用法律。众人对法的信赖，不只是看法的形式完美，更要看执法之人是否良善。法纪之存在决定于用法之人，“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这是古代民众崇拜明君与清官的根本缘由。
无讼和谐的治理秩序。山西平遥县衙大门的楹联颇能概括中国传统法律的特色，上联云：“莫寻仇莫负气莫听教唆到此地，费心费力费钱，就胜人终累己。”下联曰：“要酌理要揆情要度时世做这官，不勤不清不慎，易造孽难欺天。”公堂是官民交互的重要场所，上联直接表达了强烈的无讼和谐追求，且从农业经济社会考虑息讼之必要；下联陈述了官员要具备天理国法人情世故兼收并蓄的素养，且从表率榜样以及终极报应上劝诫为官之道。这便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之真意。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们要坚持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坚持继承发展、守正创新，对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根据时代精神加以转化，加强研究阐发、公共普及、传承运用，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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