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将未庄塑造成了旧中国农村的缩影。赵太爷象征着封建地主，他在未庄以“土皇帝”自居。他对贫苦农民进行疯狂的剥削。赵白眼和赵司晨处于中农阶层，而小D、王胡和阿Q同处于贫农阶层。从阿Q的恋爱悲剧中能够窥探到赵太爷的专制与残酷，还能看出封建王国中的人际关系。阿Q向吴妈表白，就因为吴妈是赵家的女仆。赵太爷差人去土谷祠对阿Q进行训话，直接挑明阿Q是在“造反”。他们不仅赖掉了阿Q的工钱，还扒掉了阿Q的破烂布衫和毡帽，命令阿Q不得再踏入赵家大门。受到如此不公正待遇，阿Q却从来没有想过反抗，他接受了赵太爷提出的所有条件，甚至没有感觉自己被赵太爷压迫了。阿Q的麻木令人震撼，就连他的健忘，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被别人狠狠揍过一顿后只要喝一碗酒就可以睡着，仿佛完成了一件心事，觉得内心愉悦。我们不难发现，封建思想对阿Q的荼毒之深。封建时代利用愚民政策对以阿Q为代表的贫民进行身心两方面的摧残，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顺民”，久而久之就对地主剥削习以为常了。
对阿Q来说，他的根本悲剧不是一味滥用精神胜利法，而是缺乏改变自己的勇气，没有主体性，不敢正视自己的不足。他无法面对现实，没有改变自己的实际行动，没有付出实践，所以他只能活在白日梦中，活在自己创造的幻想中。比如阿Q的头上长着癞子，所以他十分忌讳别人说他是癞头。他痛恨别人说出他的缺点，甚至到了一种相当可笑的地步。一听到别人说自己头上长着癞子，阿Q就不屑地说别人头上还不配有癞子。和阿Q接触的人多了，很多人都知道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几乎成了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别人打阿Q时故意说成：“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这种看起来表面上胜利的方法却让阿Q笑得美滋滋。正是阿Q这种行为，所以被人当成了笑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阿Q的形象是十分荒谬可笑的，更可笑地是阿Q并不知道自己的可笑，他用他盲目的自尊自大来实现欺软怕硬，自我陶醉在一种虚无的精神胜利中。阿Q的这套“精神胜利法”对他本人十分受用，却恰恰导致他沦为别人的笑柄。
阿Q之所以形成那种欺软怕硬、喜欢白日做梦的性格，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在文中阿Q调戏了小尼姑后，小尼姑诅咒阿Q会断子绝孙，阿Q的反应不是恼羞成怒，反而想到的是：“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应该有一个女人，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若敖之鬼馁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从这里能看出，尽管阿Q只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但是却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女授受不亲”等封建伦理纲常。可见失了初衷的孔孟之道的封建思想已经荼毒了整个社会阶层，使人民变成了愚民，面对剥削也不会反抗。阿Q是个农民，却被封建思想扭曲了人性，成了一个被“正统”思想异化了的“傀儡”。
在近代中国，“精神胜利法”几乎成了一种社会思潮，面对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封建统治阶级没有站起来反抗，却反而变得麻木，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不想承认失败。所以渐渐产生了以自欺欺人、自我安慰为特点的精神胜利法。所以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不仅包含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历史内容，也体现了普遍存在于旧中国社会各阶层身上的致命弱点。
其实，鲁迅先生创作出的阿Q形象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可以折射出每个人身上的部分弱点。这正好体现了阿Q形象的典型意义。鲁迅先生还将阿Q形象放在民主革命的风暴中进行剖析。辛亥革命爆发后，阿Q想做革命党，但是他的这种理想带有农民式的狭隘报复，是不正确的，难以激发阿Q实现应有的改变。可以说，阿Q的形象是时代的悲剧，他狭隘、保守、愚蠢，这个形象是十分丰富的，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与普通农民不同，阿Q没有一丁点的产业，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无产者，作为一个雇农，阿Q不像赵白眼那样有自己的财产，阿Q只有内心的幻想和一大堆白日梦，只有精神胜利法，才是支撑阿Q活下去的理由。
另外，阿Q这个形象与《故乡》中的闰土也大不一样。阿Q无父无母，无妻无子，他孤身一人寄居在土谷祠中。阿Q有足够的行动自由，有大把的个人时间。因此他进过几次城，觉得自己见过一点世面，嘴上说着一些“之乎者也”，有了一点闲钱后又能去酒馆喝酒。这些情况使阿Q染上了一些游手好闲的恶习。就连最后，阿Q也可以毫无顾虑地参加革命党，就连死也觉得不可怕，就是因为他只是一个人生存着。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长期以来关注和探讨“国民性”的成果，他采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来塑造阿Q这个形象，控诉了长期的封建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揭示了中国国民性的现状，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并且将反封建的基本主题同社会政治革命结合在一起，突出强调了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和改造国民性主题的历史迫切性。阿Q的形象是丰富饱满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品读，去感受，这样才能领会鲁迅先生创作这个形象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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