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提出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逼蒋介石抗日。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对于西安事变前后时局的扭转以及所带来的后果,本文叙述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影响分析
一、张学良为什么在东北不抵抗?
对于日本入侵东三省,东北军不予抵抗,世间广泛流传是因为蒋介石曾有一手谕给张学良,不让其抵抗。张学良明确回答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可能要占领全中国,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借口扩大战事。我们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最后不能‘杀不出血’。杀到全中国来了,我们只能拼死一搏。”除了所谓“错估局势”,张学良可能还有不愿直说的原因,那就是东北军根本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中国军阀们,都是靠部队多少而存在的,没有了东北军,就没有了张学良的地位。东北深山老林多,盛产土匪。张作霖的东北军其实就是最大宗的土匪,在小股土匪眼里它是“正规军”,但碰上装备精良受过训练的日本关东军,东北军就露出土匪本色。张学良曾为争夺铁路权率东北军和苏俄军队交过手,结果大败,被迫签订屈辱条约。那次惨败,等于向日本展示了东北军不是东北虎,而是纸老虎。1933年3月热河一战,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
二、蒋介石为何不同意“抗日”?
东北失守之后,蒋介石为什么不同意张学良要抗日的主张,最后激发出西安事变?从常识和逻辑来说,当时连一般老百姓都无法容忍日本侵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怎么可能就不准 备抗日呢?而且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已证明,蒋介石不仅坚定抗日,而且领导了整个抗战。据香港学者李谷城的研究统计,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伤亡340万人,.军队伤亡61万人。从牺牲的人数大小也可以看出来。从台海两岸的史料都可以证实,蒋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战略时机上和张学良有严重分歧,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红军。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五次围剿红军和.,虽然前四次失败,但第五次获得成功,红军被迫进行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大溃退。溃退到陕北的红军仅剩下几万人,蒋介石多年的艰苦剿共,终于有了眉目,他怎么让它功亏一篑呢。二是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 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当时中国知识界对此保持清醒头脑的是胡适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适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适后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为文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但胡适的见解不仅无法成为主流声音,而且被指责为“汉奸”“卖国贼”。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
三、张学良为什么发动兵谏?
1、热河失守后,全国舆论沸腾,责骂政府无能、不抗日。张学良被人骂为“不抵抗将军”,张学良是在父亲被暗杀后匆促继承父业,成为东北军最高长官。2、他对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根本不知情。除此之外,张学良还有一个隐秘的动机,那就是利用兵谏逼蒋抗日之后,他就可以在西北联合红军和西北军而割据,不仅洗刷不抗日的污名,而且可与蒋分庭抗礼。事变之后张向蒋提出的条件,不仅有停止剿共立即抗日,还有成立西北联军和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等政治要求。张学良所以提出这样的条款,是因为他在.人周恩来等秘密接触谈判中,周已表示要在西北建立以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主、西北军和红军为辅的“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军,成立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据大陆新公布的史料,张学良在首次和周恩来密谈时,就给了“见面礼”两万大洋和20万法币 ,周恩来对张学良彬彬有礼,一口一个“张将军”地推崇,也使张学良产生红军和西北军都要推举他 为“西北王”的幻想。
四、西安事变造成什么后果?
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一年,红军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其间兵员损失惨重。在西安事变前夕,.的陕北红军仅剩下不足两万人,这时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张学良张的加入增强了共的力量,使共具备了同国民党谈判的力量,所以才停止内战,按毛在1945年8月16日发表的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的说法,“十年内战,不是因为全国一切愿望和平害怕战争人士的呼吁(例如过去的“废止内战大同盟”之类的呼吁)而停止,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要求和张学良杨虎城所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的武装要求而停止的毛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五月十七日下午讲话,“我们过去最不好的那一段是万里长征,前堵后追,军队少了,只剩下一点点,地方小了,党也小了,十个指头剩下了一个,那样的困难都克服了,得到了锻炼。以后机会来了,又发展了,又由一个指头发展到十个指头,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全国的胜利。”据红四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回忆录中说毛到陕北后军队还剩下四千人,这是算上带走的部分红四方面部队,出发时算上机关人员一万多人,毛自己说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还剩下两万五千人,这是三个方面军加起来,毛在59年庐山会议上说三个师只32000人,号称四万八,他上面的对手也说那时军队还剩下三万多一点,58年遥想自己现在有四百万军队,以前那时候,感觉落差高差是很大的。周不止一次说过:不论张学良将军死活,我党都会将他评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五、西安事变再研究所感——结语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的必然是历史自身的发展性所决定的,历史是发展的,因为世界是运动的,不可能一成不变,所以任何的历史变化,都有它的必然性。西安事变的发展是社会的发展中历史的必然,即使没有西安事变也会有着类似的事件来代替它,说到底它只是一个代名词,其核心在于背后民族意识的觉醒,从上海嘉兴的红船之上有人想实现一个梦想——让人民当家作主,到如今精准扶贫让一户户从贫苦到富足,我们展现了大国担当,续写了丝绸之路的繁华,哪怕是20年的“疫情大考”都让我们清楚的明白,社会主义是世界的选择,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这个国家为了争取和平付出了太多太多,我不想让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在我们这一代断送,以史明鉴让我们明白前车之鉴后车之师,不要选择遗忘,每当我想起这些,久而久之它变成了我掌心里的纹章,让我不断奋进,致敬英灵的最好方式就是不要让他们白白牺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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