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9日洛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蒲公英支教队进行了一次以“伟人面对面，精神入我心”为题的线上教学。这次教学以陈独秀为经典事例为主。通过对人物的介绍，人物故事的解析和人物诗歌的分析来加深同学们对陈独秀的了解。来激发同学们的以身许国的爱国热情。让同学们树立在长大以后为祖国做贡献的信念。
陈独秀，字仲甫，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上世纪20年代全国进步青年的精神领袖、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火者和党早期主要领导人。在这次教育中蒲公英支教队队员希望借陈独秀来展现出当时那个时代人们对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坚持和人们永不改变的爱国之心。
新文化运动的源头是陈独秀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首卷原名为《青年》杂志，到第二卷才正名）。《新青年》以民主科学为主旋律，以“改造青年之思想”为天职，“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作为《新青年》的主编与灵魂，陈独秀在办刊伊始就有崇高的定位。他既有“推翻一时豪杰”的胆略，又有“扩拓万古心胸”的方略。前者是以民主和科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后者则主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以此“六义”来改造、塑造中国青年的精神形象，于是有了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儿童的发现。作为近代中国天下第一刊《新青年》一经问世，立即被青年读者视为“空谷之足音，暗室之灯光”，“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尤其1917年初，蔡元培出长北大，首先认定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三顾茅庐”聘之为文科学长，令之携《新青年》北上入驻北大，实现了“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迅速让“北大由死水一潭变成开水一锅”。“最能打开局面的闯将”陈独秀充分利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首先是将《新青年》一些中坚作者变为北大新锐教授，如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新锐教授“截断众流”传播新知，与旧派教授和平竞赛，使学风校风立即改观。此后还有许多陈独秀的事迹。
在教学中蒲公英支教队队员选用陈独秀和李大钊不打不相识的故事，陈李二人的文章对爱国主义的书写角度不一，但对于爱国主义的追求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使得在相识后李大钊与陈独秀不仅成为了政治上的好搭档，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亲密的好伙伴，交往颇多，友谊甚笃。两人都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甚至还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便担负起了中共中央局书记领导全国党的工作的重任，李大钊则负责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领导下，实现了与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国民大革命高潮。
“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蹈虎狼秦”，这是陈独秀1911年春在杭州写下的一组怀友悼亡诗，诗中涉及的存者六人，殁者六人都是作者的至交好友。在作者看来，他们或是 “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精神，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 的人，或是“出于高尚之牺牲精神” 的 “纯为殉情”者，是同自己一样 “不惜自戕以励薄俗” 的志同道合者。这句诗描绘出英雄以身许国、慷慨赴难的豪迈形象。热烈歌颂了挚友旧交舍身报国的忠肝义胆。
陈独秀以光明正大和清正廉洁在社会上赢得了尊重和声望。他是那个时代站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人物，对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作出过重要贡献。有学者指出：“陈独秀的一生，如果从他1900年参加反清运动算起，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他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27个春秋，作出了比他的前辈、同辈都多得多的贡献。就是在生命的最后15年里，在旧中国的泥潭中，陈独秀依然在趔趄向前，尽管步履蹒跚，有时踯躅，有时摔跤，但他毕竟没有当叛徒，没有做汉奸，没有作出丝毫有损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国格和伟大人格的事来。”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要学习陈独秀的爱国情怀，要学习他为祖国事业奋斗终生的精神，做好以身许国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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