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坐在会议室里，她带着半顶太阳帽，低着头，帽檐几乎遮住了整张脸。
见到她时她正在写思想报告，“周六上午突然发烧，身上发冷，没钱看病，昏昏沉沉睡到晚上才稍微好点……”
她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位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当我问她能不能拍照时，她轻声说：“可以。”同时头稍微往下低了一点。（为了保护个人隐私，这里不提供她的真人照片。）
社区矫正（Communitycorrection），是指针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这四类刑罚类型且犯罪行为较轻的对象所实施的非监禁性矫正刑罚。
通俗来讲就是将轻刑（社会危害性较小的、对所在社区居民人身财产安全潜在危害风险较小的）犯罪分子，由实行监禁改为通过社区服务和限定活动范围（一般以地级市为限）等内容进行改造教育的刑罚执行方式。服刑人员可以居住在自己家里，正常工作生活。但是需要接受其对应司法所和矫正小组的引导、教育和监管，并定期到司法所报到和提交思想汇报。
在我调研的街道司法所（以下简称所），张莉是接受社区矫正的“常客”。
她的服刑人员信息表显示，前科记录为五次以上。根据所里的工作人员说，像她这种惯犯，一般来讲都是要收监服刑的。但是因为公安、法院和监狱的种种理由，她在所里先后接受了三次社区矫正。这次是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暂予监外执行，实行社区矫正。
采访前，所里的工作人员跟我们透露她是艾滋病感染者，并询问还要不要进行采访。给出肯定答复后，工作人员说：“那你们稍微跟她保持一点距离。”
张莉的双眼皮很宽，脸上尤其是眼部皱纹深且密，皮肤黑黄，透着青色，像颗半腐烂的梨。这是我们即将开始访谈前她摘下太阳帽给我的第一印象。
“没有收入、没有亲人、没有住的，我是‘三无人员’。”她用带着戏谑的语气熟练地给自己下了这个定义，说完向我撇嘴一笑，“所以为什么偷东西，就是因为这个。”张莉自然地将其陈述的自身情况与盗窃结为因果关系。“所以偷啊！不偷怎么搞？说实话，不偷我怎么活？”
张莉说她现在居住在武昌火车站的候车大厅，“现在天热，大厅里凉快。”根据我和另一位队员向所里工作人员了解的情况，张莉原来租住在另外一个区的小区里，但是辖区的公安在了解她的情况后，不让她再租住了。“她有艾滋，还吸毒，一般这种‘重口’（重点人口）公安都不愿意管，你说万一这个人在他们的辖区里犯罪了，那不就得归他们处理了。”后来还补充：“她聪明得很，她说她没地方住就没地方住？她跟我们说话都一套一套的，我们都不信她。”
交谈期间，我注意到张莉的切牙组（一对门牙及其附近的六颗牙齿），因为吸毒和艾滋病已经完全脱落，尖牙也被腐蚀且变黑，而且身上散发着烟味。她有意识地从桌上的抽纸盒里抽出一张纸巾遮住自己嘴巴。
“你是否有寻求过政府或社会的资助吗？”“没有。”“你知道申请国家或社会救助的渠道吗？”“没听说过，也不知道。”她的回答快速又干脆。
她不知道政府能提供何种救助；不知道有哪些社会公益援助机构；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联系和获得救助。她对她能获得的帮助一无所知。
“他们说会帮我联系的。”“他们会帮我想办法的。”张莉后来补充道。
张莉的母亲现在已经和她断绝联系，且不再对张莉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据所里的工作人员说，曾经她多次回家向母亲忏悔。她哀求过、流泪过、下跪过，每一次都给母亲痛改前非的承诺。但是在每次悔过的隔天，她又会偷取家中的财物，然后悄悄溜走拿去变卖。这种戏码一次又一次在她与母亲之间上演，一次又一次刮下母亲对她残存的希望。
前段时间张莉的身份证掉了，因为户口和其母亲在一起，她不得不再次向母亲求情。不过这次，母亲没有给她开门，而是让她哥哥把户口本送下去，办好后由她姐姐取回，期间张莉与母亲没有任何接触。
然后是关于病情。
“之前他们帮我联系过疾控中心的，本来准备去的，后来我犯事了，就把我抓了。”在我提出她是否有寻求治疗时，她边说边笑地告诉我们。“反正我心态很好的，也没吃药也没怎么样的，我99年查出来这个病，我现在还好。”她自己知道艾滋病现在已经算是一种可以依靠药物控制的慢性病，且是免费用药的。（我们后来了解到她于2010年被确诊为艾滋病）但是整个谈话过程中，她并没有表达出目前愿意主动去寻求药物治疗的打算，直到我们结束这个话题时，她说“他们是给我联系了，那治就治嘛，他们也是为我好，我知道。”声音越来越小。
艾滋病同时也影响到张莉的就业。我们问她有没有试着去找工作，“找了，找不到。”她的语气耐人寻味。我们和她一起陷入了沉默，然后她用盖在嘴上的纸巾轻轻擦了一下没有流出来的眼泪。那时候我看见她指甲下的黑色的肉。
对话结束前我问张莉等会报到完了有什么打算，她说：“没什么打算，就路上转转。”
（文中张莉为化名）
感谢杨正荣、司法所工作人员提供有关法律参考内容。
http://www.dxsbao.com/shijian/105425.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