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26日曝光的陶崇园自杀案中，王攀利用职务之便以公谋私；陶崇园妥协于他人的侵犯，让渡个人权利。从中笔者看到的是“边界感”的缺失。
心理学家武志红曾说，中国社会90%的问题，都和一个基本事实联系在一起，就是绝大多数中国成年人都是巨婴。而巨婴的基本心理特征之一就是“共生”。既然“共生关系”在中国社会屡见不鲜，那么与之相对的边界感自然正如“房间里的大象”，不被人发现。因此笔者说，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问题，就在于绝大多数人都缺乏边界感。
家长没有自我和孩子间的边界感，恨不得都像《守护天使》中的母亲一样给孩子安装儿童监控，一举一动都要反馈给自己才能安心。他们不知道纪伯伦早在《先知》中就说过：“你们的孩子，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老好人”没有他人与自我权利的边界感，他们“奉献自己”，“方便他人”。《一个勺子》里的拉条子就被三拨自称是傻子的家人的人耍得团团转，来者皆信，从而到了要人没人而只能自己贴钱还给骗子赔不是的地步。近来不断被曝光的丑陋婚俗也反映了边界感的模糊，他们不知道风俗不可以成为恶习的遮羞布。
以上种种现象令笔者不禁发问，究竟是什么让边界感像“房间里的大象”一样被人漠视？
首先，“熟人社会”的影响是超越那个时代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熟人社会”一说，认为因传统农业社会的水利合作、联合保卫等需要，人们往往聚村而居，为熟人社会的产生提供了土壤。熟人社会中人与人通过一种私人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每个人皆可对他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可以想见，在那时“我们”比“我”更为人称道，集体主义比个人主义更深入人心。既然是谋共同利益而不是谋私利，他人的事便与我有了某种关联，人们就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相处的边界。这种边界感的缺失显然没有随着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而消逝。
“从众心理”亦是导致人们在无意识中让渡边界的助推。若把个人边界比喻为一座城，捍卫个人边界的过程便犹如守城，在社会“潜规则”面前，对个人边界的守卫有如面对百万大军临城门。当他人放弃守城，让渡个人边界时，个人便容易受到动摇。人越多，从众的压力越大，古有“识时务者为俊杰”，笔者认为在从众心理影响下，这句话慢慢变了味，成了今人随大流的借口。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下，我们往往让渡个人边界，选择妥协与屈服，选择当“乌合之众”。既然婚俗是既定的，即使它让我感到被侵犯我也得遵守；被性侵是不为外人所耻的，即使这不是我的错我也难以启齿，如《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李老师利用少女的极强自尊心与羞耻心压迫她不敢说出来，迫使她产生“我要爱上老师，你爱的人对你做什么都可以”的自我解救的想法。
再者，在权力膨胀的社会，权力主导者往往是那些坐拥了权力，并且善于“利用”权利的人。他们奉行个人主义，因而常对他们权利范围内的人实施个人空间的侵占。在这样的权力之下，“寒蝉效应”便是屡见不鲜。在校园中则反映为导师滥用职权以满足私人需求，而学生迫于权威压力而噤若寒蝉。
在这种种因素影响下，让渡个人边界、跨越他人边界成了常事而不被指责，逐渐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捂住耳朵的权利，都有说“不”的权利；在守卫我们自身的边界的同时我们也不可漠视他人的边界。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大语境下，“共享”理念盛行，从共享单车到共享充电宝到共享男友，没有什么是不能共享的，边界之说从何谈起？“物联网”又将带来新一轮革命，从物到人，皆可被数据化，没有什么是不能被暴露在大数据之下的，要守住边界又谈何容易？这场攻坚战究竟会以何种方式告终？这是时代留给我们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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