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感的产生一定是建立在大量阅读和积累的基础之上。”“历史没有单纯的A面或者B面，你的年龄增长一点、阅历增加一点，对历史就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著名作家马伯庸，携新作《大医》走进沈阳城市学院，分享他在创作过程中的思考和“医术之外”的故事，与师生探讨何为大医精神，畅聊写作经验。
马伯庸，作家，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茅盾新人奖得主。被评为沿袭“‘五四’以来历史文学创作的谱系”，致力于对“历史可能性小说”的探索。代表作有《大医》《长安的荔枝》《两京十五日》《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风起陇西》《三国配角演义》等。
分享会现场，马伯庸从自己的全新长篇小说《大医·破晓篇》《大医·日出篇》的写作经历讲起，分享了在自己在创作调研时，搜集到的一系列与中国近代医学相关的故事。《大医·破晓篇》的故事主要集中在1904至1911年的上海、关东、皖北和英国伦敦；《大医·日出篇》通过一群20世纪上半叶医生的视角，充满激情地回望近代中国历史，侧面展现了中国现代医学艰难创建和发展的曲折历程。
马伯庸在分享会中向大家展示了自己搜集到的文献、文物、照片、信函等资料，将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故事串联起来，为在场师生呈现了一个更加生动的中国近代医学史。马伯庸表示，从这些故事中能看出，从近代到现代，在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医护人员为我们做出了很多伟大的贡献，他们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们的经历，看到医护人员是怎样为了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挺身而出，是我们的责任，以古观今，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对医护人员多一点宽容，多一点理解，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和鼓励，这也是我创作《大医》这个作品的初衷。”
互动环节，现场氛围热烈，同学们积极举手提问，从针对作品的提问再到对专业问题的探讨，马伯庸都一一给予解答。2020级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李明昊十年前开始第一次接触马伯庸的作品，在现场向马伯庸提出了阅读后产生的问题：“我在看了您很多作品之后，了解到历史其实是分为A面和B面的，您认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中，有多少B面是没有被我们发掘的？”面对这位“十年老粉”的提问，马伯庸用三国时期官渡之战中的袁绍作为案例，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同学们，“历史没有所谓单纯的A面或者B面，真的或者假的，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拥有不同的人生阅历，感受到的历史是不一样的。有一句话叫‘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所以同学们也要去多读书，读的书多了，阅历增加了，看待历史就会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有同学在读了《长安的荔枝》这本书后，向马伯庸提问：“为什么您写的历史类小说大多都会写专门写一段小角色的生活？”马伯庸回答道：“我们能被历史中的故事所打动，是因为这些事情都足够“小”，足够靠近我们的日常生活。咱们都是小人物，是普通人，当我们看到历史时候，看的其实不是历史，而是历史中和我们经历相同的小人物的喜怒哀乐，看的是一种共鸣感。所以写一些小人物会对我来说更有价值，对读者来说可选择余地会更多一点。”在现场，也来了许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他们针对自己的专业向马伯庸提出了问题，“您觉得文学创作需要灵感吗？文学灵感是可以培养的吗？”马伯庸以自己创作《长安的荔枝》的经历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本书是他灵感爆发，仅花了11天便完成的作品。但这次的灵感爆发，是因为之前自己准备了十几年，“灵感当然很关键，但是这一切一定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和积累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有足够多的积累，才能够把灵感转换为成熟的作品。”
“您认为镜头语言和文学创作中的书面语言区别在哪里？”马伯庸现场举例说明了两种语言的不同，他表示，“小说和影视剧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种是诗化语言的表达，一种视频语言的表达。编剧的作用就是要将所有的信息转换成视觉和听觉的语言展现给观众，必须要想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才能写出好的剧本或者好的文学作品。”针对马伯庸初次担任编剧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有同学向他提问，在编剧和作家这两者身份的转变上有什么困难吗？马伯庸表示，这两者是团队工作和个人工作的区别。写作是单兵作战，一个人构思、写作就能完成。但是编剧是团队作战的一部分，也是第一步，在写剧本时就要充分考虑到拍摄实际，剧本完成后，还要根据导演的需求、演员的档期、拍摄的实际情况去修改剧本。所以编剧在写剧本时要考虑更多的实际情况，也要不停地跟人沟通，不停地修改，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分享会结束后，马伯庸现场为同学们签名，并与读者继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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