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死人”案后的司法懈怠

　　在中国的司法记录里，赵伟刚，是一个12年前已被执行死刑的人。其实，他还活着。因为这个错误的信息，在过去几年里，这个“活死人”不断被各地的公安机关抓捕、抽血、盘查，当然，最后还是被放回。

　　原来，2003年，他的亲戚冀魁星冒用了他的身份去贩毒，被云南丽江中级法院判处死刑，并于2005年执行死刑。

　　其实，这个看似黑色幽默的“活死人”故事，背后是个别司法机关的懈怠。

　　首先，行刑必须“验明正身”，这是几千年来人们对于死刑的最朴素理解。但是为什么2005年云南当地法院在执行死刑时没有做到这一点？甚至在同案犯的判决书中，已经提到“赵伟刚”是冒名的，真名是冀魁星；冀的家属也向当地警方解释过。为什么当时没有认真调查就执行了死刑？这是对法律、对公民负责的态度吗？

　　不能说“反正这个人身上有毒品，枪毙了也不算错案”。连被告人身份都没弄清楚就执行死刑，难道不是错案吗？这也说明2006年末最高法全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必要性。按照“案件终身负责制”，哪怕就是12年前的案件，也必须做出全面调查：到底问题有多严重？

　　其次，公民被“网上追逃”或者被列入广义的“身份监控”，应该有明确、及时的救济渠道，不能陷于“无知之幕”中。

　　类似“身份弄错”的案件之前发生了许多次，但是，公安机关往往没能及时纠正，致使公民长达多年陷入“执法骚扰”之中。有错不及时纠正，这是一种“权力的任性”。

　　从行政法的角度说，将公民纳入特定的“监控名单”中，使公民在住旅店、坐火车时遭到各种盘查、搜查，是政府部门在处分公民的权利，当然是一种行政行为，就应符合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则，包括：告知当事人、保障当事人的申辩权、行政诉讼救济权利等等。而这不能够像现在这样，做出“身份监控”决定，却没有明确的责任机关，一个明显搞错的信息却几年得不到纠正，这让公民无所措手，也严重浪费了基层公安警力。

　　有权必有责，责权必相等。通过计算机网络实施重点嫌疑人员的“身份监控”，是科技提升了治安管理手段，但也应该明确权力责任和救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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