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师资、一流人才的数目是“双一流”建设成果的重要指标，因此地方政府和高校都会想办法去通过拉拢人才来参与竞争……积极方面，这种流动会有效配置已有的教学科研资源；消极方面，这会拉大各地教学资源的差异。
建筑高楼，首先要挖地基。现在国内高校都在争取盖“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大楼，于是一些院校领导扛起了铁锹，目光盯着其他院校的墙角。这或许是目前国内高教界“挖人大战”的真实写照，其中尤以东部高校到中西部“挖人”为剧。
全国“两会”期间，高校人才流动，成为高教界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3月12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更是在记者会上表态：希望东部高校“手下留情”，“你挖人家的人才，实际上是在挖人家的命根”。
教育部多番表态“不鼓励”，东部高校的“挖人军团”却早已取得不俗“战绩”。在一些高教观察者看来，“挖人”是高等院校短期内提升教研实力的实用方法，是“你情我愿”的市场行为。但质疑者也有道理：在高薪诱惑下，中西部高校被“挖空”，区域教育资源差距进一步拉大；而财力有限的高校大手笔砸钱，既对校内青年教师不公，同时也挤占其它教育资源，可谓是“恶性竞争”。
更多人心里有着共同的疑惑，这场“挖人大战”，真的能挖出世界一流大学吗？
人才争夺战：孔雀东南飞
孔雀有着光鲜艳丽的羽毛，引人瞩目。对某些大学校长来说，高校教师头顶的“院士”、“长江学者”、“千人计划专家”、“杰出青年科学家”，就是值得欣赏的羽毛，需要将他们拉过来为“我”所用。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出现过中西部高校人才流向东部的现象，人们将之喻为“孔雀东南飞”。2016年以来，国内高教圈再次掀起“孔雀东南飞”的浪潮。近期，国内不少东部高等院校纷纷贴出教师招募公告，“高薪”成为其中关键词。东莞理工学院推出100个职位，为优秀青年博士提供一次性26万元安家购房补贴及最高30万元科研启动费，暨南大学为“长江学者”和“千人计划”青年学者分别开出200万和100万“购房补贴和安家费”的条件。而放眼东部高校，不乏价码高达年薪百万的例子。
在“挖人”这件事上，东部高校可谓“财大气粗”。以代表一所高校“未来”的“千人计划”青年人才为例，历年共有241个单位的2336位青年人才入选“千人计划”。这2300多位优秀青年人才，绝大部分踏进了东部高校的校门。“千人计划”青年人才最多的10所高校，仅有华中科技大学一所中西部高校，其余高校均来自东部——东部上海科技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东工业大学、深圳大学等非211工程院校引进的数量，甚至超过了诸多中西部211工程院校。
正在纵深推进的“双一流”建设，助推了本已激烈的“人才争夺战”。近期，在“双一流”建设操作细则出台之际，不少地方尤其是东部地区的政府部门已明确对此进行大额财政支持。21世纪经济报道此前在报道中统计，已公布“双一流”资金支持计划的10余省份，拟投入资金已超过400亿。重金支持的允诺在前，除了购置设备、盖大楼之外，不少大学校长考虑的一件事，便是招募“良才”，而地处中西部、收入较低的高校名师便是“开挖”的好对象。
评论者可能对这种“不太道德”的行为不以为然，但“挖人”确实有时效。
“之所以现在有许多高校喜欢‘挖人’，是因为另一些高校已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关注高等教育的南京审计大学教授徐振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举例说，清华大学法学院组建之初，曾在全国法学学科排名前三的院校大批引进人才，使该校法学学科迅速崛起。而华东某经济大市的一所211工程院校，近年来也是大力“挖人”，经常有学校领导赴中西部工作。在“挖人”的作用下，该校的全国排名已经从100名左右升至前20名。
一些大学教师“吐槽”，一些高校“挖人”甚至“精准”到了某个学校、某个教授。有趣的是，最近网上公布的一份高被引论文学者榜单，一位大学教师在社交网络转发时甚至揶揄，恭喜大学校长们找到一份“挖人”指导手册。
这么做确有原因：对大学校长们来说，无论对高校的评估方式如何变化，一流人才及一流人才带来的课题、成果，总能给学校的“双一流”评估“加分”。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阎凤桥表示，一流师资、一流人才的数目是 “双一流”建设成果的重要指标，因此地方政府和高校都会想办法去通过拉拢人才来参与竞争。由于不同地方之间生活、工作和经济等因素之间的差异，各个地方都会产生其自身的区位优势，高级人才的流动是各地区位优势起作用的结果。
“积极方面，这种流动会有效配置已有的教学科研资源；消极方面，这会拉大各地教学资源的差异，使得中西部高校在这场竞争中更处于劣势。”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在这种市场行为的作用下，“挖人”的东部高校似乎很满意，但被“挖”的中西部高校很受伤。因而，在近日的全国“两会”上，来自中西部高校的代表委员更多发表的是一种“诉苦”的言论。
人才流动：有序还要可持续
尽管教育部没有强硬“叫停”，但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你挖人家的人才，实际上是在挖人家的命根”的言论，实际上也将“挖人”的东部高校放在了不道德的境地。
这同时也是对此前教育部文件原则的重申。1月25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坚持正确导向促进高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通知》。通知指出，不鼓励东部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
徐振宇指出，教育部不鼓励东部高校“挖人”，一些省份的领导也要求本省院校不要在省内相互“撬墙脚”，都是基于国家、区域教育资源平衡的考虑。
从全国高等教育布局来看，中西部除了武汉、西安、成都、重庆等几个大城市之外，其余地区的高校资源都不算太强。而在东部与中西部人才争夺中，东部城市的薪酬、晋升机遇和学术氛围，大都拥有绝对优势。全国“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在公开言论中表达忧虑，东部高校高薪“挖人”，不仅将加剧东中西部的高等教育资源差异，而且不利于中国高校自身的学术生态和可持续发展。
“尽管人才流动的原因很复杂，有薪酬待遇、生活环境、自然环境的考虑，但你要东部高校的教师去中西部，一般都不会考虑。”去年从北京高校转到南京的徐振宇说。在他看来，高校人才的不合理流动，可能会造成中西部院校被挖空，造成学科、学校的没落。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葛剑平指出，有的高校为了吸引高端人才不计成本。这种现象导致的后果是，政府对高校的财政支出项目没有所谓的“高端人才”经费，学校只能东挪西拆地挤占正常的教育事业费，这给高校预算支出造成一笔不小的赤字和沉重负担。而一旦经费出现短缺或者薪资增长缓慢，被引进的“雇佣军”又被出价更高的学校挖走。
同济大学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张端鸿注意到，目前高等院校引进人才比较看重头衔和“帽子”，实际上是一种功利化的体现。这种功利化现象有可能与教研的实际绩效相背离，也就是引进的人才不一定能发挥效果。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挖人”的本质是为高校选拔有专业素养有才华的人才，因而“挖人”应该“去帽子化”，但“帽子”并不等于学术生产力，让专业的同行去评估筛选，选拔出真正的人才而非仅仅关注引进人的头衔名誉。
葛剑平还注意到另一个现象，从事着相同工作的本校教师与引进人员的差别待遇。他强调，长此以往，差别待遇的“灯下黑”问题可能在教师队伍中产生负面影响，出现功利化、物质化、短期化的倾向，身份认同也会从“志愿军”向“雇佣军”转变。这会导致正常的高校环境被扰乱，育人环境成为少数人的市场经济。
陈宝生还提到了一种现象，“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不断地今天跟甲方谈，明天跟乙方谈，后天跟丙方谈，营造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流动环境。”
对此，陈宝生在记者会上强调，东部高校要对人才引进做出规范，在薪酬条件等方面不能搞恶性竞争。同时，各高校要对人才聘用合同契约加强管理，对引进各种人才加强规范，让他们遵守契约，在约定期内不要跳槽，按契约办事。
而关注“孔雀东南飞”的代表委员，多数倾向于设置高校教师薪酬的上限，以此遏制高校肆意挖人。例如，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就建议，要从国家制度层面为高校人才流动设置薪酬上限。一是不同区域执行不同薪酬体系，中西东地区执行不同的薪酬标准；二是薪酬体系考虑学术贡献性；三是考虑现有团队的基础水平，以标准倍率制决定各级教师薪酬。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则建议，可探索引入类似体育俱乐部间的“运动员转会制度”，即人才流动协商与补偿机制，保障人才流出单位的基本权益。
陈宝生对此亦有表态。他说，下一步，要引导各高校形成联盟，制定公约，对薪酬等条件上大体上做出规范。规范正常的人才交流。
张端鸿则指出，目前中国大学的薪酬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期待未来能改革高校薪酬体系，绩效工资能够更加宽松、更加弹性，薪酬结算体制让更多的教师都能够有所反应。
陈宝生还提到，教育部将调整评价机制，促使国内高校下功夫练内功，自己培养人才，从海内外吸引人才；而不要搞恶性竞争，不要恶意挖人家的墙脚。
这也是教育观察者徐振宇所期待的，除了撬别的高校的“大树”之外，高校自己栽“小树”，海外引“洋树”，同样是推动高校自身发展的必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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